明報｜未來城市：倡傳聞證據可呈堂 捍智障者法律權利
政府計劃今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2026年證據（修訂）條例草案》，以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於2009年發表有關傳聞證據的建議。建議一旦落實，精神上判定不適合在法庭作供的受害人，其於案發後向警方作出的口供，將成為可被法庭接納的傳聞證據，讓案件可繼續審訊。有關法律改革討論因2016年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康橋之家」案觸發，案中前院長張健華涉嫌與智障女院友非法性交，但受害人因創傷後壓力症及智障，不適宜出庭作供，最終案件遭律政司撤控。智障人士及關注性暴力機構均歡迎政府落實傳聞證據修訂，不過他們認為除傳聞證據外，現時司法制度仍有改善空間，保障智障人士及任何精神上無能力人士（MIP），得到平等的法律權利。
「傳聞證據」是什麼？
根據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統計顯示，由2000年至2018年其轄下性暴力危機支援中心風雨蘭接獲的3611宗婦女性暴力求助個案，當中涉及智障及有限智力人士的個案分別是168宗及69宗，佔總數約7%。根據政府統計處2022年報告，全港智障人士的總數約為7.7萬至9萬人，佔總人口的1%至1.2%。
「傳聞證據」（Hearsay），即並非由法律程序提供口頭證供的人所作出的陳述，而是引述其他人所述，以證明其內容真確。換句話說，即「當甲告訴法庭，乙曾經對他說過些什麼」。
2009年法改會《刑事法律程序中的傳聞證據報告書》，建議法庭有限度放寬接納傳聞證據的規定，傳聞證據可以作為刑事案件的證據的情况包括案中各方同意，或法庭信納「有必要」接納傳聞證據和信納傳聞證據「可靠」。當中「必要性」的符合條件包括，聲述者在法律程序進行時基於年齡、身體狀况或精神狀况的緣故，不論是親自抑或以任何其他合資格的方式，均不適合作為證人。而「可靠性」則包括陳述的性質和內容、陳述是在什麼情况之下作出，以及多項與聲述者誠實與否相關的因素。法庭可視乎情况，行使酌情權，在刑事法律程序中接納傳聞證據。
當事人無法上庭 警署口供變傳聞證據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倡議主任葉卓怡表示，過往在性罪行案件中，因受害人精神狀態不容許上庭作供，導致許多具價值的證據淪為傳聞證據，不被法庭接納。葉卓怡稱，傳聞證據包括當事人在法庭以外說過的陳述，分別在於他們不能上庭接受盤問。她以「康橋之家」案為例，當時控方先後6次經醫管局替受害人索取專科醫療報告，證明事主因創傷後壓力症及智障，不適宜出庭作供。葉卓怡續指，當時智障受害人無法出庭接受盤問，於是即使在警署有錄影口供，因受害人不能上庭接受盤問，那些都變成傳聞證據，無法呈堂，最終遭律政司撤控。葉卓怡舉例稱，在性罪行案件中，受害人可能和被告留有通訊紀錄，但因無法出庭作供，接受交叉盤問，導致證據變成傳聞證據。
葉卓怡解釋現時涉及精神上無能力人士性罪行的司法程序流程，當受害人到警署報警時，如前線警員具備敏感度，一旦識別受害人為精神上無能力人士，警方不會即時進行「筆錄口供」，而是另約日子安排「錄影口供」。「錄影口供」問話通常由臨牀心理學家或受過特訓的警員主持，調查案件的刑事偵緝警員則會在另一間房透過屏幕觀察整個過程。刑事偵緝警員與心理學家靠耳機聯繫，每當警員有疑點想追問，可透過耳機傳達，再由心理學家將調查問題，轉化為受害人能理解和消化的語言代為發問。葉卓怡稱，如果「傳聞證據」獲接納，未來在法庭審訊上，這個錄影口供可以取代盤問過程，受害人毋須在法庭上重複敘述案件發生的經過。
倡參考外地做法 專業中介員陪審訊
在性罪行案件中，智障人士受害人會被歸類為「易受傷害證人」。「易受傷害證人」包括兒童、精神上無能力人士，以及感到惶恐的證人。他們可向法院申請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提供保護措施，包括提供屏障、使用特殊通道出入法院，以及透過電視直播聯繫作供。
葉卓怡表示，據協會觀察，一般涉及精神上無能力人士個案在司法程序上，除傳聞證據外，還有許多改善空間支援精神上無能力受害人，協助他們清晰表達其經歷。協會建議政府參考英國、澳洲、新西蘭、台灣等地做法，在審訊過程安排溝通專家或中介員，介入法庭審訊過程，確認受害人是否理解律師盤問，或當受害人供證時協助他們釐清表達得不清楚的地方，確保整個法庭審訊對身心受障的受害人是公平；避免出現因為受害人不理解問題，而答錯的情况，或者根本未理解律師問題，就勉強回答。她又建議政府引入「Ground Rules Hearing」審前會議做法，讓法官與雙方律師在案件正式開審前，討論並制訂一套適合該精神上無能力證人的問話規則，確保審訊過程中不會出現二次傷害和與案件無關的答題。她重申，法庭接納「傳聞證據」只是保障精神上無能力的性暴力受害人的一小部分，現時司法程序上仍有許多部分需要改善。
智障人士自我倡導組織「卓新力量」助理、社工馮慧瑛對「傳聞證據」修訂表示歡迎，但仍認為現行司法制度仍缺乏「合理便利」，缺乏對身心障礙者的溝通支援。她舉例指，雖然現時警方規定智障人士落口供時必須有「合適成人」陪同，由他們簽署口供紙，「合適成人」包括智障人士家長、監護人和社工，但「合適成人」沒有相關法律知識，只能陪伴他們作情緒支援，未能介入警方的問話過程。而智障人士落口供時會由警方聘用的心理學家代為問話，馮慧瑛憂慮心理學家代表警方問話，並非以當事人的利益出發，建議加入獨立專業人士作中介員，以確保智障人士口供內容充分維護其利益。
簡易圖文助理解司法程序
馮慧瑛強調，希望智障人士有選擇權，無論他們選擇是否出庭作供，都應有足夠支援，保障他們得到平等的法律權利。卓新力量董事、輕度智障人士周德雄補充，智障人士識字有限，連法庭證人宣誓詞都未必有能力完全理解其意思，建議法庭提供簡易圖文版，以及開審前帶智障人士參觀法庭，解釋司法程序、盤問流程，以助理解法庭程序。
現「合適成人」陪伴者多為家人
大律師黃纓淇稱，根據現時法例，在性罪行案件中，如果受害人作為主要證人，拒絕在法庭作供，在警署錄過的任何口供都會變成傳聞證據。控方剩下的只有環境證據可以呈堂，除非有閉路電視錄影整個案發過程，否則很多時候都會遭控方因證據不足撤控。
黃纓淇表示，現時「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未有明確定義。就她處理過的案件而言，單有殘疾人士登記證，並非證明個案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必然條件，很多時候需要由陪伴者去說服前線警員，為該個案提供特殊支援。她又稱，平時處理的個案多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被告人，警方慣常做法是聯絡個案家人陪伴作「合適成人」，不會判斷他們的家人是否勝任，以致在過程中未能充分保障當事人的權利。
她表示，中介員的角色是獨立專業的法庭人員，為有不同溝通需要的人作翻譯員。她以英國為例稱，中介員在不論警方錄口供及法庭審訊中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提供溝通支援的制度，已在當地法院行之有效超過20年。她續稱，根據以往經驗，她曾替個案向精神科醫生索取報告，報告指明個案若有中介員協助下，可以上庭作供，但無奈現時香港法庭程序上未有中介員制度。
警方回覆查詢表示，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136章）第2條，「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是指精神紊亂的人或弱智人士。不論該人作為案件中的受害人、證人或疑犯，警務人員會安排一名合適成人在場提供協助，以保障該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