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性別公義：與林潔汶、文晶瑩和黃潔宜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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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性別公義：與林潔汶、文晶瑩和黃潔宜對談
談及藝術與社會問題的關係，藝術家兼研究學者Barbara Holub說過：「藝術不能解決問題。」儘管如此，藝術仍有其潛能，可以成為重新定義社會問題的工具、個人表達的方式、提高關注度的策略以及建立互助網絡的方法。在香港，藝術家觸及性暴力這個困難的議題時，透過作品訴說真實的暴力經驗與創傷；藝術空間和展覽亦同時湧現，邀請公眾反思這些議題。
亞洲藝術文獻庫編輯部的馬碧筠，與藝術家文晶瑩（Phoebe）和黃潔宜（Ali）以及「 480.0性別X藝術空間」策展人林潔汶（Irene）就他們與藝術和性別公義相關的工作展開對談。他們討論了藝術和藝術策略如何探討性暴力、性別暴力和性別不公義等問題。為了行文清晰，對談經過編輯及剪裁。
馬碧筠：Phoebe，你許多藝術創作也緊扣着性暴力議題，例如《重做蘇珊娜尼斯的作品「強姦是」》（2012）、《接力》（2013）、《如果我是》（2014–15）、《一人一心》（2014–15）、《釋色如果我是》（2018）、《如果.花園》（2019）等等，是什麼驅使你展開這方面的創作及討論？
文晶瑩（Phoebe）：我開始做這個議題，是源於自身的故事，以及差不多每天都聽到性罪行的新聞，就不禁覺得要做點事情。有研究指出全球大概三分一女性曾遭遇過性暴力或親密關係的肢體暴力。在香港，每七名女性就有一名曾經歷性暴力的傷害。而香港的強姦迷思文化，往往令情況更惡化，例如一般人以為色狼大都是陌生人，殊不知逾八成的加害人與受害者是相識的，包括親友。一些人沒這方面的認知，遇事往往不知如何是好，加上社會有歸咎受害者的風氣，令他們噤聲。所以我嘗試以藝術去思考和關注這個議題，過程中，有不同的關注點。
早期的作品分享自身故事，比較著重療癒。後來公共性加強，較多討論迷思文化，面向政治和歷史。近期想加重公眾的體驗，多著重大眾的互動和參與。更賞試與關注團體合作，例如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加大力量。對我來說，作品重心的轉變是自然而然的，經過自我療癒、議題的認識、同工的協力、與公眾討論經驗的累積，就自然轉變了。現在希望以創作和策展去鼓勵更多人以自發的力量去關心受害人和議題。
馬：Irene，你擔任策展人的480.0性別X藝術空間，由2017年成立起，迄今舉辦過十三個展覽。空間位於油麻地唐樓的小單位，是爭取性暴力受害者權益的非牟利組織「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旗下的項目，也是本地唯一一個專屬探討性別議題的藝術空間。為何有把性別議題與藝術放在一起討論的念頭？
林潔汶（Irene）：為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作宣傳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機構顧名思議關注發生在婦女身上的性暴力，以往的策略是正經八百地聚焦在性暴力議題上，但這樣很容易困在同溫層裡，來來去去只是跟已經關注問題的人圍爐取暖。當公眾聽到「性暴力」這個詞語，無論是對議題本身，抑或是我們機構，往往有陳舊的想像，覺得老調重彈，很快便失去興趣。
藝術是為了推廣議題而開展的一個面向，用較軟性、易消化的角度展開討論。這個空間的取名「480.0」用上廣東話「性暴力點嚟」的諧音，當我們向參觀的人介紹這個空間時，便可以用輕鬆一點的方式打開話匣子。
馬：你們去年的展覽《性侵幸存者的一物》（2021）觸及受害者的真實經歷，十一位性侵受害者以個人物件訴說自身故事。在這個展覽中，如何小心談論性暴力議題，而不流於濫情及陳腔濫調？
林：我們避免以注視性侵事件的平面方式敘事，譬如說，渲染受害人有多慘，施襲者有多壞，彷彿他們的故事只停駐在受侵犯的一刻。
在這個展覽中，我們希望擴闊敘事角度，把焦點放在療癒的旅程，更有層次地呈現性侵倖存者的生命故事。其中一位倖存者展出了一條縫補過的白色校服裙，起初你會想，那一定是她受侵犯時的衣著，但閱讀下去就發現並非這回事：她小時候被親戚性侵；校服裙是她母親發脾氣時一怒之下剪爛的，她不想沒校服穿，只好自行縫補。她其實想說的，是自己跟母親的關係，以及如何在缺乏大人關懷的逆境中成長。
起初我不解校服裙跟性侵的關係，但疑問更能觸動我，令我反思：我們對人或事都會有迷思及既定印象，因而限制了對其的想像，例如是認為一條皺巴巴的校服裙，必定是性侵的後遺。在這個展覽中，我希望更豐富及立體地呈現倖存者的故事，引導觀者破除這些迷思。
馬：Phoebe，你很多作品是參與式的，跟大眾一同創作，例如在《釋色如果我是》中，你設計了三款填色紙，印上「如果我是受害人」、「如果我是施暴者」及「如果我是旁觀者」的字句，邀請觀者運用想像力和同理心，代入三者的角色，寫下或以填色表達感受和看法，然後展示在牆上；觀眾之間可以自身作品回應彼此。而《接力》則是與性侵受害者的對話創作，以剪紙藝術感動回應受害者的文字。你把這種藝術形式稱之為「社會交往式藝術」。可否簡單講述一下這是什麼？
文：與觀眾互動並參與探討社會議題這個藝術形式，我們有很多名字去稱呼它： 社會交往式藝術（socially engaged art）、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社區/社群藝術（community art）、關係藝術（relational art）、對話藝術（dialogical art）或新類型公共藝術（new genre public art）等等。我喜歡稱呼我的作品為「社會交往式藝術」，以突顯作品中的兩個重要原素——社會議題及觀眾參與。我享受與觀眾共同創作，以及與觀眾產生知識流動的方式，通過辯論、對話、合作，展現多元的觀點，深化議題，以達範式轉移的效果。
「社會交往式藝術」不是政治宣傳。政治宣傳比較功能性和目的先決，藝術比較人性化、自發、開放，容讓實驗、討論和想像空間，著重過程，結果往往是出人意表的。
馬：Irene，談起觀眾參與，480.0空間舉行的《性/別日常》（2020）相片展覽徵集大眾的攝影作品，表達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性別敵意；而如之前提到，《性侵幸存者的一物》（2021）亦邀請受害者展出他們的物件。你們有刻意在展覽中強調參與原素嗎？
林：起始我們沒有這樣想，而是嘗試用較流行的手法傳遞訊息，因此除了邀請藝術家參展外，還委託過一些受歡迎的插畫家創作。後來我們有個預期以外的回響：展覽空間吸引了不少性侵受害者，他們未必是純粹想來參觀展覽或求助，而是想感受這個空間，試探一下這兒是否讓他們安心分享自己的創傷，或來找人傾談；我們因而多了邀請受害者參展，希望多些人可以在此找到共鳴及療癒的感覺。480.0亦不是一個單向的展覽空間，我們有同事在這裡當值，給予參觀者支援及回應。
馬：我想或許是因為這個小小的單位像朋友的家多於一般的藝術空間，才有這樣的效果。
文：我也有類似的經驗，展覽可以吸引有類似經驗的觀眾。初時我開放自己的工作室，分享生命故事，很自然觀眾亦會分享所見所聞，部分是親身經歷，有的甚至哭了起來。我當下意識到，做這類創作不是單純做一件作品，應該顧慮的事情包括如何回應觀眾，輔導技巧也重要。
我於是進修這方面的知識，訓練導賞員也有加插輔導技巧。展覽現場也放置了一些專業支援的資訊，供觀眾參考。我策劃的展覽會營造一個陪伴的氣氛，有不同人自發的生命故事創作，有學習角落，可以靜靜看書，有知識陪伴。如果想表達，有互動作品，一起創作，即場展覽。想聊聊的，有工作坊和導賞員。如果有受害人或關心這個議題的人來了，他們不會感到孤單。
馬：Phoebe的專文《透過藝術形式介入性暴力議題的六招一式中》介紹以不同方式介入社會的藝術作品。你認為是什麼令這些藝術作品有引發社會關注的力量？
文：我猜是「真」。真、善、美的「真」貫穿這些具感染力的藝術作品，人們常受到真實的故事和感受觸動。我創作時，也希望能通過藝術與自己的生命相遇，尋找最真實的自己。至於推動社會變革方面，藝術或許可以引發大眾關注問題和想像，但要體現行為和制度上的改變，得靠很多實質的工作及不同崗位的人的配合。希望藝術有助意識和文化改變，能帶來實質行為和制度上的改變。
馬：Ali，同為藝術家，你認為以藝術推動社會變革有什麼限制？
黃潔宜（Ali）：很多時一件藝術作品的影響力有限，我們很難單單利用它推動社會變革。我覺得藝術未必是最有效的媒介，但就如所有人一樣，藝術工作者在自身的社群裡，就著關注女性面對的不公義，有著重要的角色。藝術群體的自覺，在女性主義運動或其他社會運動進程上不可或缺。2017年時，「#MeToo」運動在美國引起廣泛討論，在藝術界也有回響：Jens Hoffmann是有名的策展人，他本來在曼哈頓猶太人博物館身居要職，但因為性侵醜聞而受博物館調查，最後更遭解僱，並要放棄策展首屆克里夫蘭當代藝術三年展（FRONT International），事業一蹶不振。有賴藝術工作者持續反省和檢視現況，才可以向權貴問責。
馬：性暴力是體制暴力的產物，當社會風氣及制度扼殺人的自主，就易於促成有形或無形的暴力。Ali，你今年六月將會策展一個以「獵巫」為題的展覽，探討體制中的暴力。為什麼你對「獵巫」有興趣？
黃：有形或無形的暴力以不同形式存在，當中許多與資本主義社會糾纏不清。 促成制度暴力的是階級權力，它試圖將某些性別、種族和階級置於從屬的位置，並確保這種從屬關係正常化。 我想探討主流文化的某些象徵施加人們身上的暴力，它主宰我們的思想、操縱我們的身體，壓制我們的聲音。小女孩總是想當白雪公主，但一說起女巫，我們就立即聯想到一個主流媒體中的刻板印象——醜樣、大鼻子、皮膚皺巴巴、頭髮亂糟糟的一個女性。但其實女巫很貼近我心中的理想女性主義者：傳統上，女性被期望擔當某些角色，例如結婚生育；但女巫不受規限，她可以隨心所欲選擇非傳統的路徑，不需要提供生育的勞動力，但同時會因此受人指責。 在有些地方，例如是印度，女性的父親或兄弟會向她們冠上「女巫」的指控，以驅逐她們及爭取更多資源，譬如說土地資源。這樣無形的暴力（有時以「家庭價值」為幌子）以不同形式充斥社會，例如是對未婚婦女的污名，好像隨便指指點點女性「三十歲了為何還未嫁人」等等。
女性主義的討論因文化及地域而異。不同社會階級、種族以至地區的論述有其獨特性，例如歐美與香港的討論迥異，不同的女性藝術家對此亦有不同的解讀。有些人會採取對抗男性的態度，把男性藝術家排除在外；有些人覺得自己做女性主義作品，應該擁抱不同性別，諸如此類。
馬：關於這個議題，有很多種取態，例如游擊隊女孩（Guerrilla Girls），她們批評藝術界男女作品比例的失衡，想講的就是可見度（visibility）。譬如假若我們刻意只邀請女藝術家參展，縱使這好像在孤立男性，但重點是確保女藝術家的可見度，相信終有一天可以中和女性受忽視的情況。此舉的含意亦不止於此，而是抵抗偏袒男性的架構，例如是給予男性較多機會、較重視男性的社會風氣。另一方面有些人會認為，我創作關於女性的作品，是由於我身為女性，作品便反映我的生命經驗，並非我刻意要去做「女人嘢」；那是一個自然而非刻意的敘述。
黃：香港視覺藝術院和浸會大學曾合作進行名為「Creative Livelihoods」的研究，結果顯示由2001至2015年，公營大學藝術系的畢業生中平均72.2%是女性，但繼續深造的男畢業生多於女性，女性放棄藝術行業的比率是男性的兩倍。
我明白機制不公而且男性主導，應該多為女性創造機會，但同時我也反省是否應該強化「成功」女藝術家的刻板印象，並嘗試在理論層面與男藝術家競爭？ 我應否在主要由男性建立的系統中與男性藝術家分高下？
我對於「女性藝術家展覽」有種奇怪的感覺，究竟我是因為作品質素還是性別的標籤而被挑選呢？作為參與的「女性藝術家」，彷彿有迎合社會刻板印象的壓力，去創作「女性主義作品」，這是很難拿捏的問題。我不是不支持女性主義活動，而是互相支持的方式可以很多樣，我傾向以示威、投票等方式，或與勞動階級的少數族裔、移民，或跨性別或非二元性別者，或家庭主婦或性工作者並肩，多於以藝術作品的主題或內容去表現。有時候不以「藝術作品 」標籤或定義，可以更有效傳達政治訊息；但我同時尊重在作品中表達強烈政治意見的藝術家。
林：回到純女性展覽的問題，我不抗拒這個概念，但女性參展與女性主義是兩回事。由性別公義的角度出發，我們偏向所有性別的參與，因為任何性別的人都應該關注性別議題。雖然我們協會的名稱是「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但要講到為何把重點放在「婦女」身上，就得追溯機構初成立時，甚至是今時今日，女性仍然是主要的性暴力受害者，因此要為女性充權。但同時這亦深化女性是弱勢一群的敘述。在這個世代，我們談的已經不止是「女性」，而是把討論擴闊至「性別」公義上。
馬：這關係到女性該如何定位自己。弱勢群體例如是性小眾、少數族裔、殘疾人士，常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應該把自身議題定位在主流之外還是之內討論。有時候把自己置於邊緣，才可說服別人為什麼我需要爭取權利。使用「女性」、「LGBT」、「殘疾人士」這些標籤，也是為了便利把議題納入討論。
女性一直在尋找、開拓安全但不受限制的空間。這令我想起墨西哥裔美國作家桑德拉·希斯內羅絲（Sandra Cisneros）的小說《芒果街上的小屋》（1984），以日記體記述一個墨西哥裔美國女孩在芝加哥的拉丁裔區的成長故事，探討女性的身份、性別和自主。尾二那篇日記寫下她的願望：她希望有自己的房子，不是一個單位、一個公寓，或男人或父親的房子，而是完全屬於她自己的。一個可以安放自己的書和故事的空間，沒有其他人的垃圾要倒。我們敘述這個空間時，究竟何時才不需要用上逃脫父權社會的描述，這是一個不斷檢視自身位置和運動進程的過程。
文：維珍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曾提過女性想要寫小說，就必須有錢，還有一間「自己的房間」。這不止是一個物理空間，還是一個靈性上的政治及創作空間，自由而不受世界影響。480.0是一個容讓討論與實踐的藝術空間，我希望有更多這樣的地方：不容忍性暴力，同時令性侵倖存者及大眾更有力量在議題上繼續努力。我希望這個房間擴展到至無邊無界，人們尊重彼此，發揮自己的潛能、追逐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