撫平創傷的稜角——性暴力幸存者的復原之路
在遇上性暴力之後，對於受害者來說，在心理及生理上都會造成創傷性影響。傷害發生之後，接下來要展開的是漫長的復原之路，然而這條道路並非線性前進，途中或會遭遇其他人帶來的二次傷害。作為身邊的親人或朋友，甚至更廣泛的社會，該怎樣做才能編織一張安全網，接得住受到傷害者？
事實上，在女性以外，不同性別、不同性傾向的人都有機會成為性暴力底下的受害者。歪腦訪問了四名不同性別的幸存者，透過這些人的經歷，瞭解創傷的各種模樣，以及他們又是如何走上復原之路。
Janelle：我在親密關係里遭遇到的性暴力
“用力地用雙手環抱自己
就像一松懈便會崩塌
然後 手被松開
從此那個我、我和我
被遺留在
睡房的邊界
客廳的角落
陌生的床單”
當每次觸及到創傷的時候，Janelle便會透過書寫的方式，將當時的情緒記載下來。
那是她上一段親密關係裡面遺留下來的創傷，在一段很長時間里，她都感到處於性脅迫（sexual coercion）的情況底下，「意思是我不想、但我也做了，看起來好像是同意的。」前男友由最初不讓她睡覺、到後來逐漸升級違反Janelle的意願，「由一個好像不是別人眼中那麼強硬的性暴力開始，慢慢演變至…好像強暴那樣。」
然而，當時Janelle對於性脅迫並沒有任何概念，「當時都未能講出這些是什麼事。」只知道每次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之後，都會感到害怕、不開心，「每次結束後，對方睡著了，但我會在床邊哭、或者出去客廳哭。」對於Janelle來說，她沒有辦法接受那個信任的人，在她有明確地說不好、甚至哭了起來的情況之下，仍然這樣對待她。
即時情緒狀況並不好，但當時仍然在親密關係裡面的Janelle認為，自己也許是因為無法接受，「將這件事放得很低，好像不是那麼重要一樣，而我亦無法成功說服對方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傷害，他又覺得自己好像沒錯。」直到分手的時候，她仍然無法為當時的狀態找出原因，「但有一段時間會因為分手而覺得開心，覺得自由了，也就沒有去求助。」
直到分手半年之後，前男友嘗試與她聯絡，「開始觸發到我那種很不安全的感覺，會出現心跳加速、透不過氣、很害怕的感覺。」這樣的狀況，令到Janelle開始想尋找原因，「明明已經離開了這個人，好像已經沒事一段時間，為什麼他一找我就會有這種感覺呢？」
於是Janelle嘗試上網去尋找答案，「但我也不懂去搜尋Rape、Sexual Coercion這些字眼，我只是將我的經歷寫出來，搜尋的時候才發現這叫做Rape，我才突然發現原來我那時候經歷的事情原來就已經算是Rape，有種如夢初醒的感覺。」據《香港婦女遭受暴力經驗調查2021》顯示，在有經歷過親密伴侶暴力的受訪者當中，有35.52%受訪者曾經歷過「性侵犯或被強迫／威脅發生性行為」，而這屬於性暴力的一種。
瞭解發生什麼事情之後，當時Janelle第一個去傾訴的，是她在工作上的上司，「他也是一個社工，很有耐心聽我說話，這是一個好的經驗，但不是經常都有這些好的經驗。」由於親密關係涉及的性暴力在社會上仍然存在迷思，故當Janelle嘗試與他人去談及自己的經歷時，「對方會覺得跟男朋友、伴侶發生性行為是很正常的事，我又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辦法用語言讓他知道其實我真的受了傷。」
這些經歷，都令她在嘗試求助的過程中感到挫敗。
「因為你信任那個人，你才跟他說那些心裡面這麼沈重的事。我覺得不懂回應是一回事，不是每一個人都懂得回應一個受到性暴力傷害的人。但有些是真的覺得那件事沒有問題，或者怪我、覺得你為什麼不拒絕？」Janelle坦言，那些說話即使沒有對她造成二次傷害，但卻有種不被瞭解的感受，「那我也沒有再提了。」
「我一直給一個問題困住了很久，」Janelle說，那段時間裡面，她也嘗試尋找不同自助的方法，去令自己能夠把生活過好，「到底我不給予一些我不想給的東西，我是不是自私？」有一次參加禪修，期間她看到燃點的蠟燭為下一枝蠟燭燃點的過程中，她突然有了覺悟，「我不會因為點燃下一枝蠟燭，而令上一枝蠟燭熄滅，如果蠟燭是會熄滅的話，那沒有什麼意思。我覺得應該是我想給予、然後有能力給予的時候才去給予，這讓我從自不自私的問題解脫了出來。其他一些活動的經歷也給予我一些力量走下去。」
然而，以為好了的傷口，被觸碰到的時候，傷害的感覺又會再次重現。「我覺得自己OK了，以為沒事了，於是把這件事放下了一段時間。」
大約四、五年後，她升讀了博士，本來沒打算研究性暴力相關的題目，「覺得自己沒有ready。」但在導師的鼓勵之下，她最終還是選擇了進行性暴力相關的研究。也是因為這個題目，她開始接觸了香港性暴力受害者的支援機構「風雨蘭」，也成為了熱線義工，近距離地接觸到很多性暴力的個案，「有被triggered到那種覺得世界很危險、人類很邪惡的恐懼感。」這樣的情緒，又觸發到另一個難以接受的狀態，「我那麼努力，就是因為我要在我的傷痛裡面找到意義出來，我覺得如果我做不好熱線義工，那我的傷痛有什麼意義？我的痛苦就好像只是帶給我痛苦，我接受不了…」
那時她才發現，自己原來還沒有復原，「我一直以為自己沒事，但原來我有很多事情收了起來，那時才覺得要去正視自己的狀況。」她嘗試去尋找信任的輔導員，「第一次原原本本地將我的經歷說出來。」
後來Janelle加入了風雨蘭的敘事實踐小組，認識到其他曾在親密關係裡面經歷性暴力的幸存者，讓她感到自己並不孤單，「那種支持很重要。」參加了敘事實踐小組一段時間後，她覺得自己有勇氣可以跟現在的伴侶去詳細講述曾經歷過的傷痛，作為重要他人的伴侶，給予的回應也讓她感受到很多的溫暖。
「他牽著我的手聽我說，也看到他眼濕濕，很感受到那種他為我而心痛的感覺。我跟他說為什麼我一直沒有說出來，那是因為我覺得我不是完美受害人。」Janelle認為，過往一直認為自己不是完美受害人，因為覺得所承受的傷害沒有其他幸存者來得那麼重，「我自己也有一個Hierarchy of Suffering（受害程度高低排序），覺得對比別人的痛苦，我的沒有那麼重，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為什麼隔了那麼久我也沒有去求助。」
伴侶的回應，也讓她釋懷了一些，「他跟我說， 要達到這個社會覺得是完美受害人的角色，這是不存在，那時我才意識到沒有完美受害人這回事，而這種完美受害人的建構，其實就是這個社會大家一起努力建構出來。」
除了完美受害人之外，Janelle也曾在復原的路上，努力想當一個「完美的幸存者」，因為想為傷痛尋找意義，「我想做一個積極向上的人，我想做一個…就算我之前有些痛苦，但是我也可以為它尋找意義，可以面對它，可以轉化我的痛苦去幫助其他人，但原來我將受傷的那個自己遺下了，沒有照顧好自己作為受害人的那個部分。」
也是在風雨蘭輔導的過程中，慢慢解開了一些心結，「我記得有個社工跟我說，有很多受害人在打熱線之前已經受到很多二次傷害，其實有時候做一個釋出善意的人，不要做一個會二次傷害別人的人，已經很好了，不一定要做熱線義工。我發現原來我做了一個好人就夠了，我沒有需要為我的痛苦尋找意義，我不需要覺得我的痛苦是為了意義才要發生，那也令我的心開放了很多。」
因應2023年6月台灣掀起的#metoo運動，風雨蘭幸存者小組「MEET」策劃了一個「支援幸存者的話語」指南，Janelle與其他幸存者也有參與其中，邀請公眾練習成為溫暖的支援者，好好接住受傷的人。對於如何編織一張安全網去將幸存者們接住，Janelle是這樣想的：「就是你為對方想，你在對方角度出發，那只可以是無條件、沒有任何judgment的接納，那樣才可以接得住，要不然一定會有洞的（接不住）。」
身為重要他人，如何陪伴及減少二次傷害？
在風雨蘭擔任輔導員三年多的Anna，除了與幸存者同行外，也在輔導工作裡面接觸過不少幸存者的重要他人，包括家人、伴侶、朋友。
在復元的道路上，如何能夠好好地接住性侵幸存者，重要他人是很重要的因素。Anna說，過去她看到幸存者身邊的親友，很常會呈現出兩種反應的狀態，「一種可能是反應不夠，當別人去跟他講的時候，他的反應是異常冷靜及理性，會令受害人有種感覺是那件事在對方眼中不重要。」
與之相反，另一種則是過度反應，Anna說：「可能會呈現得非常激動，其實是出於一份在乎，但這些狀況可能會讓受害人產生焦慮，擔心自己會否成為對方的負擔。」對於幸存者來說，重要他人如何回應，都會影響到隨後的復原道路，嚴重的話則有可能帶來二次傷害。
Anna去年曾經舉辦過一個支援者分享會的活動，邀請公眾參與，練習成為性暴力幸存者的重要他人。那次的經驗裡面，讓她感到社會上多了人認知到支援者的重要性，「很多人真的很有愛地，就是想來學習如何支持身邊那個人。」
有人問過她，與幸存者相處的說話技巧可以是怎樣的，Anna坦言，沒有一句說話是靈丹妙藥，傷害話語固然應該避免，「但最重要還是那個心態，支援者的角色未必是要去幫助（幸存者）解決問題，甚至有些感受例如傷心、惡心…那些都是受害人在康復過程裡面需要真實經過的情緒。」她認為支援者的陪伴，一方面是讓幸存者能夠對抗孤獨，一方面是能夠對抗羞恥，「讓幸存者知道，我看到你有很多辛苦，我在乎你的這些辛苦，我會想要陪伴你。」
風雨蘭總幹事莊子慧表示，根據過往的經驗與研究，性暴力受害者的復元是一條很漫長的道路，當中需要的時間亦因人而異。在這個過程裡面，都會容易受到二次傷害，身邊人與社會上的不理解亦會阻礙TA們的前行。「將事情說出來的時候，朋友、家人、專業人士、或者司法程序裡面的人，有機會我們的反應都會很影響下一步。」
莊子慧認為，有時候社會或身邊人的反應，可能是因為對於性暴力的認知不足，過往普遍都是透過法例上面而有所認知，「但現在其實當我們不同意的時候，已經是一個性暴力的行為。」如是，當法例無法控告或不承認的時候，公眾或會出現難以理解的情況，「很多人會出現一些想法，可能是原來男性都會有強姦發生嗎？或者是跨性別人士都會有嗎？」
風雨蘭的服務對象以女性為主，莊子慧坦言，當有性暴力事件發生在女性身上時的候，社會上也明顯會有聲音施加責任予受害者身上，「例如為什麼你晚上出門、為什麼你喝醉酒，這些都是我們很常見的一些狀況。其他性別的人士可能連想像的空間都沒有，即覺得事情會發生在他們身上，也導致更難去尋求協助。」
然而，如何才能獲得療癒，每個個體所需要的都不一樣，而所走的路途或許亦很不一樣。有人會透過司法體系尋求公義、讓加害者接受審判，但在過程中或會因為需要重覆述說、在法庭上作證而繼續承受二次傷害，甚至不一定能成功定罪。莊子慧說，「經歷了這麼漫長的司法程序，最後告不入，其實對他們也是一個影響。」
在司法以外，也有不同尋求公義的路徑，例如敘事公義（Narrative Justice）、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敘事公義（Narrative Justice）提倡以敘事的方式作介入，讓受害者能夠敘述及說出自己的故事，也是一種賦權的過程。「當司法裡面有一些案件處理不了，我們就嘗試找一些其他的方法。我們有一個這樣的（敘事實踐）小組，其實就是想在司法以外，給予他們一個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