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權申請屏風、視像作供 性罪行案事主出庭為何仍感恐懼？
去年有兩宗非禮案審訊，引來婦女團體對法庭處理手法的疑慮。有裁判官要求事主換上案發時的衣服、示範涉案動作；有裁判官應辯方申請，不容許事主使用遮擋被告的屏風，指不能輕易剝削被告與事主對質的權利。
另一邊廂，有近年獲批屏風、出庭作證的事主接受《法庭線》訪問指，當日在庭上被辯方多番盤問性經驗、「係咪好開放」，都令她感到不安、覺得被羞辱。
「係咪就係我好開放，佢就可以無罪？」
政府近年不斷增補對性罪行案件證人的保護措施，包括確保法庭收到事主就屏風的申請、容許成年證人使用視像作供等。惟風雨蘭認為，單單改善配套並不足夠，若不正視坊間對性暴力受害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見，增加司法人員及律師的敏感度，「佢（哋）可能就係帶嚟二次傷害嘅人。」
有事主指庭上被質疑「係咪好開放」
約兩年前，當時未成年的 Amy（化名）被網友威脅，如不與他見面，她的私密照就會被公開，她最後尋求性暴力女受害人支援機構風雨蘭的協助，在社工陪同下報警。該名網友其後被控刑事恐嚇，Amy 須出庭作證。
儘管獲批匿名令和在屏風後作供，Amy 憶述作供過程並不好受，提到辯方曾問她，是否經常發送性感相給人？曾結交多少個男朋友？有多少次性經驗？「係咪好開放？」，令她感到十分氣憤，表明拒絕回答，並一度反問「其實你係咪 slut-shaming（羞辱）緊我？」。她指辯方當時否認，反指她不合作。
Amy 回想起這些問題，不禁質疑「係咪代表我開放，我就應該要俾人咁樣威脅？係咪就係我好開放，佢就可以無罪？」Amy 形容自己性格堅強，未有因辯方的質問而被「擊垮」，才能在庭上完整交代事發經過。
該網友最終被裁定罪成，裁判官判決時提到 Amy 的供詞誠實可靠，又指可理解她對辯方敏感的問題表現不自在。
風雨蘭：律師慣常塑造事主開放以削可信性
相較一般刑事案，性暴力案件大多發生於私密空間。前執業大律師、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主席馬碧筠指，缺乏人證、物證下，事主的證供，往往成為被告能否入罪的關鍵。
不過，要事主「重新講一次呢啲平時可能你對住外人都難以啟齒嘅細節……嗰啲動作本質上係令人覺得好侮辱性、令人覺得好尷尬、令人覺得好受傷害」；加上，在法官許可的情況下，辯方有時會盤問事主的性經驗，有可能影響受害人出庭時的表現。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主席馬碧筠
風雨蘭資深倡議主任簡敏棋補充指，辯方盤問性暴力案件事主時，慣常會以塑造對方形象開放為戰術，以削弱其證供的可信性，「佢過往都好隨便啦，所以佢會 consent（同意涉案行為）㗎啦。」她認為，法官理應適當引導陪審團或審訊，「唔好畀呢一啲質問，去加強咗或者滲咗一啲我哋成日講嘅迷思，或者謬誤，就算佢過往嘅性經驗係點樣，或者佢過往係點樣，其實同案情都可以係無關係。」
風雨蘭資深倡議主任簡敏棋
風雨蘭憂影響其他受害人報案意欲
除了辯方盤問方式，去年有兩宗非禮案，法官的決定及指示亦引起風雨蘭關注。其中一宗案件於去年 5 月開審，高級督察被控非禮女店長。辯方盤問時質疑，事主於案發時穿高領裙子，被告不可能伸手入內抓胸。在裁判官梁雅忻的要求下，於屏風後作供的事主離庭換上涉案裙子，再返回庭內示範動作。辯方大律師、裁判官、主控官及法庭人員圍觀示範，被告亦有權觀看，但他稱不欲看到事主。
另外，去年 11 月，香港女子足球代表隊前助理教練黃子偉，被指 3 度非禮一女子案開審。在審前覆核時，事主原獲署理主任裁判官香淑嫻批准，可在屏風後作供、期間不會看到被告，但被告會看到她。到案件開審時，辯方指「如果證人連指控嘅人都唔敢望……指控嗰個人，應該面對嗰個人。」裁判官彭亮廷最終批准辯方要求，認為原定安排沒法律基礎，又指不能輕易剝削被告與事主「對峙和對質」的權利。
「風雨蘭」事後分別回應指： 1. 換衣示範或會對事主造成二次傷害，擔憂事件會打擊受害人報案的意欲。 2. 條文列明事主有權使用遮擋被告的屏風，而很多性暴力受害人在報案後，「奈何無法面對法庭上的尷尬、難堪與羞愧，被曾經侵犯和傷害自己的人盯著作供及被對方律師敵意盤問，往往會卻步於法院門前」，如其他性暴力受害人目睹現狀，「他們還會願意向司法制度尋求公義？」
風雨蘭於 2018 至 2022 年，累計收到超過 1860 宗性暴力求助個案，當中僅 42.6 % 事主選擇報警，進入司法程序的個案相信更少。
馬碧筠強調，法庭須保障性暴力受害人安心作供，免受外來因素影響，「包括法庭對於佢哋嘅陌生感，或者佢面對被告時覺得驚恐、影響佢哋情緒，呢啲種種因素可以撇除，令到佢哋可以完整咁講件事出嚟。」
屏風及 CCTV 作供安排近年改善
現時，司法機構的《實務指示》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均賦予性暴力受害人使用保護措施的權利，包括使用屏風（遮擋被告 / 公眾視線，或遮擋兩者）、藉電視直播聯繫（下稱 CCTV）作供、使用特別通道進出法庭，以及匿名令。
翻查報道，在 2016 年之前，曾有性暴力案件受害人指稱，被前線警員拒絕他們要求使用屏風的申請；經過法律學者及婦女團體多年爭取，加上時任高院原訟庭法官薛偉成於 2014 年，就 HKSAR v Shamsul Hoque 一案頒下重要判詞，提到性罪行案件性質敏感，設屏風遮隔公眾不會影響公平審訊。司法機構最後於 2016 年修訂《實務指示》，規定律政司必須就性罪行案件告知法官，申訴人有否要求屏風，以及提出相關理據。
另外， CCTV 作供的措施，原只適用於未成年人士、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者、以及人身安全受威脅的惶恐證人。至 2014 年，法律學者張達明與當時仍是法律系學生的馬碧筠準備草案，建議給予性罪行受害人申請措施的權利，政府遂參考其意見修訂條例；2018 年 4 月起，所有性罪行的申訴人均可申請使用該措施。
《法庭線》向司法機構查詢屏風、特別通道及 CCTV 作供的使用率。司法機構回覆指，在 2018 年 4 月至 2023 年 7 月間，有 990 宗性罪行案件在法庭審理，法庭共收到 514 宗屏風申請、除一宗外全部獲批；另收到 396 宗 CCTV 作供申請、除兩宗外全部獲批；特別通道則有 612 宗申請，除兩宗外全部獲批。惟司法機構指，沒有備存拒絕原因。
風雨蘭：法官同理心不足或致二次傷害
單看數字，大部分申請均獲批，簡敏棋認同「社會係進步緊」，但她同時認為，單靠改善配套並不足夠。就如屏風一案，法官批准事主於屏風下作供，但同時不准屏風遮擋事主與被告的視線，「好多時候佢哋（官、律師）可能好理性，或者覺得有乜好驚呀，都咁大個人啦，或者其實你指控得佢嘅，或者你報警，點解你又唔夠膽見到佢呢，但係事實就係真係會驚。」
「（法官）對於受害人嘅同理有唔同，可能會影響佢最後嘅 judgement（判斷）。」
風雨蘭：司法界需加強培訓消除偏見
簡指出，這種偏見源自司法人員對性暴力案受害人的不了解。美國關注女性法律權利的教育基金 Legal Momentum（法律行動）曾經推出一份名為「Judges Tell: What I Wish I Had Known Before I Presided in an Adult Victim Sexual Assault Case（法官告訴你：在審理成年受害者性侵案件之前，我希望自己知道的事情）」的指引，羅列了 25 個坊間對性暴力受害人的刻板印象，以及真實情況，供法官審案前參考。
簡舉例指，庭上或警方調查時可能會質疑「點解你事發之後仲繼續同呢個人交往、點解當時你冇即刻離開現場」，而事實上，受害人的確會害怕得僵立（freeze），也會因為思緒混亂而延遲求救，「我諗佢哋（司法人員）都係普通嘅大眾，如果冇一個 special training（特別培訓），或者冇一個敏感度、意識嘅話，好多時候可能問嘅問題，就會無意中責怪咗受害人」。
簡認為，本港司法及執法人員應該參考類似指引，加強培訓，「佢哋應該要比平常人敏感度更加高，或者對呢一類個案要有一定程度嘅了解，如果唔係，佢可能就係帶嚟二次傷害嘅人。」
倡仿效英國設「獨立性暴力顧問」
另外，簡敏棋指出，現時警方與性暴力受害人溝通，沒有統一程序，溝通有多頻密，取決於個別警員的做法。他們曾經有個案，事主報案後，調查警員鮮有通知她案件進展；亦試過有事主報案後，警方每隔數天就聯絡她、甚至曾經深夜來電，要求索取更多資料，令報案人精神繃緊。
簡提到，英國設有「獨立性暴力顧問」一職，該顧問會擔任案件的協調角色，代表事主與警方、控方聯繫，以提供證據及獲取最新訊息。同時，顧問在案件審訊前，會帶事主參觀法庭，解釋司法程序、盤問流程等，讓事主在正式出庭前，熟習法院環境，減低作供時的恐懼。
「究竟香港可以係點樣，同埋究竟係咪律政司底下嘅一個委派人員，定係 NGO 委派嘅一個人員，呢個可以社會再去討論，咁但係架構上有一個咁樣嘅角色，其實係重要嘅。」簡補充指。
司法機構：不時舉辦法官職務技巧培訓
警方：常規課程已增同理心聆聽訓練
司法機構回應《法庭線》查詢指，主審裁判官在執行有關使用屏障的指示時，會小心平衡各項因素，包括對聲稱受害人的保護（如避免不必要的尷尬或壓力）、確保被告得到公平審訊的權利、及維持司法程序的公正性等。而司法機構轄下的香港司法學院，不時為各級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員舉辦司法培訓課程，內容涵蓋履行法官職務的技巧、司法操守等，當中包括人權、平等、處理涉及易受傷害證人等案件的技巧和安排。
警方回覆查詢指，十分重視打擊性暴力案件，有一系列程序、指引及措施，確保受害人的權利及安全得到適切保障。為確保刑事調查的服務標準，警方會將調查進度通知報案人或受害者 ，例如案件的審訊結果，會在審理後四星期內作出通知。針對接觸性罪行受害人，警方指警察學院及其偵緝訓練中心的常規課程，已加入「罪行受害者約章」、「處理受害人的心理技巧」和「同理心聆聽」等範疇，會繼續透過不同訓練，提升各級警員的專業敏感度及溝通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