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學者陳效能：香港女性遭受暴力，很多時我們仍假設「家庭」很溫暖
端傳媒
專訪學者陳效能：香港女性遭受暴力，很多時我們仍假設「家庭」很溫暖
香港女性蔡天鳳疑因金錢糾紛遭前夫一家合謀殘忍殺害，事件至今已有約兩週，目前有7人涉案被捕，警方仍在調查，案件將在5月8日進行第二次提訊。
這宗案件集結了名人、女性、金錢、兇殺等多個因素，成為城中最被熱議的新聞。有觀點和媒體迅速指出，研究範圍涵蓋全球的數據顯示，女性在親密關係中被謀殺的比例較男性要高，換句話說，在親密關係或家庭內被謀殺，是一名被謀殺女性的最可能死因。
也有觀點使用女性殺害（femicide）去理解此案，但在《端傳媒》與有關學者進行討論後，認為這個概念並不一定很適用於這次謀殺。這並不妨礙我們理解性別因素在本案中有值得重視之處，因為蔡案本身就屬於在親密關係內被殺害的案例，女性與家庭、婚姻、社會文化的關係，絲縷鑲嵌在被害場景和過程中；而輿論中對於女性受害者的挖掘和表述，也反映出社會對女性的印象呈現。
為何女性容易在家庭內受害？在香港，女性遭受暴力的實際情況又是如何？暴力對待與謀殺之間有前兆的關係嗎？《端傳媒》邀請香港「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董事會成員、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副教授陳效能來討論這些問題。2022年，陳效能及其團隊發布「香港婦女遭受暴力經驗研究」，通過1044份問卷及30個深入訪問，發現受訪的15-64歲香港女性中，有 37.54%曾遭遇性暴力，26.87%曾遭遇親密伴侶暴力。
換言之，大概每4名香港女性中，就可能有1名曾在親密關係或家庭內遭遇暴力。陳效能曾表示，這個數字與2013年相比沒有太大改善。這提供給我們一個從暴力傷害角度看見香港女性的視角。以下為對談節錄。
端=端傳媒
陳=陳效能
女性殺害和家庭內謀殺
端：蔡天鳳遇害案件現在滿城風雨，社會上討論很多、也有些疲勞，但我們還是需要先釐清一些概念。不少媒體都有提到女性殺害（femicide），或者親密關係謀殺（intimate partner homicide）。用這些概念和框架理解這個案件，你覺得哪個更合適？
陳：可以說是親密關係謀殺或者家庭內謀殺（domestic homicide）。我自己看會覺得這個案子比較是奇案，未必很適合用femicide去理解。因為她被殺不是因為她是女性，而是因為一些金錢糾紛。
Femicide 講的是殺女性，暴力是因為受害人是女性而出現的。其實最容易理解的就是殺女嬰：生出來是女性，所以就殺死她。在貧窮家庭或者一些地區，覺得沒有足夠資源去養一個女孩或者一個婦女，這些女性也可能會被殺害。其實歷史上不罕見，現在也還在很多地方發生。
這種殺害還包括獵巫（witch-hunting），比如對同一種身分，如果他是男的就稱法師，是女的就當作巫婆，被當成邪惡的東西。女性因為被當成巫婆、或身為女性牧師而被殺害的現象也是存在的。
還有因為嫁妝而出現一些兇殺案。有些地區男女方結婚的時候，由女性給男性嫁妝，那麼如果殺了這個女性，嫁妝就可以屬於男性了，然後可以再娶一個，再殺了她。這個比較誇張，但書和電影都有講過，在南亞地區也還會出現。
還有一種是榮譽處決（honour killing），在一些回教國家或者保守國家都會有，就是如果女性被視為做了一些違反道德、違反性規範的事情，就會為家族、社群蒙羞，然後被殺害。
社會很多時候有雙重標準，有的事情男性可以做，譬如有性伴侶、多重性行為，而女性被苛刻對待，去逛街都可能成為榮譽處決的理由。
從歷史、演化、演進等人類學角度，女性都好「重要」。因為雖然男女都有生育能力，但男性可以一個人令好多人受孕，而如果只有一個女人，不管有多少男性，生育的數量都是有限的。這個「重要」變成讓人想要控制女性，這樣就不會被女性控制，甚至要控制了女性，才能控制到人口和生命。
端：也就是說，雖然直到1976年，當時的社會活動家才把femicide這個概念介紹到公眾視野裏，但它是一個人類社會很久以來的現象。
陳：是的。而親密伴侶暴力的概念就很廣了，不僅僅是肢體暴力，還包含性暴力，或者精神虐待，一些心理上的暴力使用也算。所以它的另一個說法是家庭內謀殺，在一些家庭語境內發生的謀殺/兇殺。有國家特別針對這項做研究，發現家庭內謀殺的受害者主要是女性，加害者大多數是男性。
端：我們查數據會發現，講到謀殺案（homicide），男性在家庭之外受害比較多，女性在家庭之內受害比較多；而在所有被謀殺的女性裏，在家庭內被謀殺的女性也是最多的。
陳：為什麼有這種現象呢？最基本的一個解釋就是，男性在家庭以外的時間一定多過女性，從大範圍的數據統計來說，女性花在家庭內的時間是比較多的。男女在公共範疇上的參與有比例上的差異。
另外是女性在家庭裏的處境其實是怎樣的呢？和男性很不一樣。如果一個女性主要負責家務、照顧者角色，就很難有經濟自主，權力也會少一些。所以女性很容易處於一個脆弱的位置。如果再碰到一些爭執，女性的議價能力就會低一些。
其實我在2022年發佈的2021年香港女性遭受暴力調查中，也仍然很看得出這種差異。
端：所以雖然在香港社會的一般認知裏，香港女性相對其它社會的女性來說算比較獨立，經濟自主權也高，但這種現象仍然是普遍的。
陳：對。其實如果你講親密關係暴力或者家庭暴力，不論階級、學歷，受害者都是以女性為多。香港有很多高階層的案例，比如教授殺老婆，或者專業人士、高學歷人士的女性遭受暴力。現在蔡天鳳的案子也是呀，她也是很有錢的人了吧，依然存在這個問題。
蔡案就肯定是一種家庭內謀殺，因為懷疑殺害她的是前夫、前夫家人，是熟悉、有親密關係的人殺掉她。但這個案子本身的性別角度可能不是很明顯，如果不是蔡而是一個男生，也有可能因為金錢的關係被殺害。
對蔡案的性別觀察不在案子本身，在輿論
端：用性別視角看這個案子，關鍵在哪裏？
陳：我覺得在輿論。
現在網上、坊間，一般市民談論這件事的時候，他們對於受害人的好多假設都好負面、好厭女，對一個年輕（30歲未夠）、外表有吸引力、又成功的女性有很多懷疑。
會質疑她為什麼有這麼多錢，有一些負面的假設和猜測。有言論說她是「雞」，或者質疑為什麼這麼年輕就有四個子女，去猜測她多早開始有性行為、多早被「搞大肚子」、「連續生幾個小孩」⋯⋯反映出香港社會的厭女文化根深蒂固。
端：對於媒體的報導手法現在也不少爭議，比如有些標題刻意強調她是「名媛」，不斷挖掘她的家庭私事，姐妹的照片也被翻出來⋯⋯
陳：其實都不是新手法。名媛、女模特⋯⋯為什麼會用這些詞去形容她？我覺得反映出一些東西是，「名媛」感覺是自己不用做事，要把受害者描繪成一個不事生產的、膚淺的形象，「模特」也是，好像要靠人養。一般人會覺得做模特兒、性工作者好容易做，但其實是好辛苦的啊（hard labor）。用這些詞去形容她，貶低了這個受害人作為一個完整的人（whole person）的經歷，好像在「提問」，這個受害人是否「值得」被這樣惡劣地對待（deserve the crime）？
傳媒也有發佈加害者的照片，但我也看到不少是發蔡的圖片來吸睛，是有個幻想（fascination）在——原來這麼年輕這麼漂亮的人，都會有這樣的下場。大家可能對這個的興趣，多過對一班不務正業、曾經犯事的加害者的興趣。
人們也去揣測蔡的私生活和人際關係。這就是雙重標準，1個男性有5個女朋友，相對於一個女性有5個男朋友，是有不同的。大部分人會覺得，這個女生有這麼多男朋友「不是很好啊」，更嚴重的情況會說女孩子濫交。
香港人自己也要反省一下，我們對於這些東西如此沈迷，能得到什麼？是消遣的話題？還是提醒自己生命多重要？提醒自己社會好險惡，我們要好好生活？希望大家去關心這個案件的時候，不要只是消費和重複獵奇的角度。
當然也有一些正面的報導，比如她的親戚、朋友出來說她是一個很好的人，她好照顧前夫一家，對現在的家庭、子女也很好。但名媛、模特兒這些標籤的效應已經很強了。
而且我們一直說，這樣的手法對曾經遭受暴力的女性來說是可能有很大傷害的。一些已經處於不安全環境的女性，看到之後會覺得自己還要出聲嗎？出聲就會讓好多人被曝光出來，如果報警、或者跟人講，會發生什麼事呢？不厭其煩地說，這些市民覺得是花生、juicy的二度傷害，會令一些身處危險處境的女性更加不敢發聲。
端：我翻查香港以前的碎屍案，留意到大部分受害者也是女性，為什麼會這樣？
陳：碎屍是什麼呢？是一個比較「好」的擺脫屍體、毀屍滅跡的方法。如果站在一個有動機傷害他人的立場去看，他會傷害什麼人，或不會傷害什麼人？就好像偷東西，你在哪裏偷和被捉到的機會不一樣。犯罪人一定著容易殺害的入手呀。
殺害一個男性還是一個女性，去肢解一個男性還是女性，站在犯案者角度會覺得女性更容易處理。一種解釋可以是男女構造真的不同，一般來說男性比較強壯；但另一種解釋也很重要，就是女性也可能都會比兇手大力的，但在兇手眼中或者印象中，女性是一個「弱者」，所以好下手。
端：這種印象（perception）和社會文化好有關係。
陳：對，絕對是。
碎女屍的原因也有不同。好多年前香港有一宗，的士司機林過雲碎屍案，他就不僅僅是要會是滅跡，而且還要收藏女性受害人的性器官。也就說不僅僅是一種厭惡、仇恨，而且還有一些擁有的慾望。
女性的性能力、性慾（sexuality）被塑造到有一種魔力——當然我這裏說的是異性戀的語境——會驅使男性做好社會賢德、好爸爸，也會驅使人發瘋去做平時做不到的事情。比如最近有一單新聞，有一個男人拍一個模特兒，本來是攝影師和私模這樣的關係。但這個男人強姦/非禮了這名女性，在辯護的時候說，她太性感我忍不住要摸她。
這麼多東西可以忍得住，這個忍不住？
有的案例也和階級有關，比如Hello Kitty碎屍案，受害者本身是性工作者，因為還不起高利貸而被三個男人折磨、殺害。一個社會賢達和一個無名流浪漢，誰會得到更多關注呢？你殺一個性工作者、一個新移民、一個無名難民，沒有那麼多人會在意，犯案者角度應該比較容易做到這件事。
香港女性遭受暴力情況如何？
端：香港在#metoo影響下，這幾年關注多了性騷擾問題，那在遭受暴力方面是什麼情況？和其他地方的區別或者聯繫是怎樣的？
陳：我們2021年做的研究，訪問了一千多個人，有26%曾經經歷過親密伴侶暴力，這就跟國際上的數據差不多，也就是超過1/4的女性遭遇過親密關係暴力。她們經歷最多的，就是性侵犯或者強迫性行為，另外還有一些言語上的辱罵、恐嚇或者肢體暴力；還有一些非肢體暴力，比如纏擾行為，或者監控、截斷財務，不被允許和家人、朋友出去逛街的其實也很多。
研究也有問受訪者，在各種遭受暴力經歷裏，哪種是自己覺得最嚴重的？是肢體暴力。這是一個很真實的事情，很多女性，當然不是每一個，會在「家庭」這樣一個環境裏遭受到親密伴侶對她們進行的肢體暴力。
端：這種暴力就是被打嗎？
陳：不一定，不僅僅是被打。好多女性的情況，不是被一巴巴搧耳光，也不是一槌槌地被打，而是比如撳住你，或者好大力地抓住手臂不讓你出去，有的是伴侶拿著刀在她們揮來揮去，不是打算刺傷你，但就是要威嚇你。
對於受害人來說，這一類其實很可怕的。雖然對方不是真的要殺你、斬斷你的手，但根據她們自己的說法，「我會不知道他下一步會做什麼」。甚至有的有子女的，她們伴侶或者前伴侶會恐嚇或者打子女，這個已經是言語暴力、恐嚇和精神虐待，對女性來說影響很大。
端：這些恐嚇或者肢體衝突，會不會發展成謀殺？會不會是一種前兆？
陳：我想謀殺還是非常極端的行為。可能有兩種，一種是誤殺，無預謀的。那在一個怎樣的家庭情況裏會變成誤殺呢？就是情緒好高漲，開始有肢體衝突，或者情況已經失控，那有一方就突然之間爆炸，去做一些譬如誤殺的行為。這就跟有預謀不同的。
我覺得是好極端、絕望的狀態，才會想我真的要殺了你，我嬲你、憎惡你、討厭你到一個地步，或者我沒有其他出路，才一定要殺了你。所以蔡天鳳這個案子最可怕的地方是，不是因為一些情緒高漲而導致的殺害，而完全是一種好冷血、沒有什麼情緒的殺害。
另外其實比較多人忽略精神虐待、精神暴力。比如說，一個女性，也就是女朋友或者妻子覺得伴侶有外遇，有的情況下男性會承認，有的情況男性會做煤氣燈行為（gaslight，指否認和歪曲事實），會說女性「你神經病」、「你整天都想這些」、「我都說沒有再見過她（外遇）」、「你真的是在發瘋，你驗一下腦吧」⋯⋯用這樣一些方法，令女性覺得自己是有問題的。
這些精神虐待會對她們有什麼影響呢？會影響她們身心健康啦，可能會覺得不敢出街啦，或者覺得自己的能力好低，又或者覺得自己神經病，有好多疑神疑鬼。肢體暴力的影響當然很深，但也是容易「看見」的，精神虐待，你講出來未必會有人信你。
端：你們的數據也顯示有40%的人不會跟任何人求助，她們如何解釋自己不求救？
陳：一來她們不知道可以去哪求助，最多的所謂求助就是跟朋友、親人講。有的案例為什麼可以被轉介到譬如婦女中心，就是因為她們的朋友、親人見過，或者知道有婦女中心、（明愛）向晴軒這些機構。所以其實一般婦女求助的渠道是很少的。有朋友能幫到是幸運的，好多都不會報警，報警一定是最後才會想到的方法。
我們站在第三者角度可能會問，「你被人打、被人虐待喎，你好辛苦好慘喎，你為什麼還要忍受？為什麼不報警？」因為她們也會覺得，如果報警，就完全不能回頭了，就要完全決裂了。那你可能會說，「你被人虐待喎，你遭受暴力，你還想跟這個男人在一齊？不是吧？」那是因為還有好多千絲萬縷的事情要考慮。
例如她自己有沒有能力可以自己一個人生活？或者有子女的，子女怎麼辦？如果她報了警，那就沒理由一起住了，那要去哪裏？你一個人可能還好走，但再帶上兩個小的，又要去哪裏呢？另外就算真的報了警、和這個人決裂，那怎麼和「鄉親父老」交代？別人會怎麼看我呢？所以她們有好多考慮，使得求助不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
文化與機制，有否營造改善空間？
端：你曾說過這個報告的數字跟2013年的數字差不多，反映女性遭受暴力的情況其實沒有太大改善。原因是什麼？
陳：根本原因是導致到女性會遭受性暴力，和會遭受親密伴侶暴力的那些文化因素沒有改變。雖然你說，「這10年間女性社會地位肯定高了吧？社會開明了吧？或者香港性別平等好很多了吧？」如果你看某些指數，比如女性入大學的比例、做某些職業的比例，那可能是的。但這些關乎到性的雙重標準，關於強姦、性暴力的迷思，或者是關於「同意」（Consent）的無知、漠視，其實都是導致性暴力的數字沒有減低的原因。
很多時候我們仍然假設「家庭」是好溫暖、好安全的地方，還有一些文化說家醜不能外傳。剛才也講到男女的性別分工仍然明顯，女性就算有收入，不少還是負責家居和照顧者的角色。丈夫，或者男性作為經濟支柱，在社會地位、家庭地位上普遍重過女性角色，這些東西沒有改變過呀。
曾經有一些大案發生，家暴法例也有修改，某一個年代曾經經歷過這些事件的人，他們應該印象會深一些。但譬如年青一代，你跟他們講天水圍那些事件，或者家暴條例的修例，可能都沒有什麼印象。教育是要持續去做的。
而像#metoo這樣的社會運動，明顯的社會效應是讓人知道多了性騷擾是什麼。但社會上也存在兩極化的現象，一方面多了人叫好，但另外一邊廂就說她們未審先判。有兩極化的效果。在西方社會，在香港，都有很多人很厭惡這種討論，反而會覺得男性是受害者，男性被一班女性迫害。
端：這些講的是文化上沒有改變。那在支援機制上有變化嗎？比如先看統計數字，數字是很多政策的基礎，香港是由警方或社署來提供的，這方面的統計齊全嗎？
陳：他們不會很主動地去提供，譬如警方在自己的網頁定期提供不同案件、罪行的數據，但沒有一個性別上的分別；統計署每年都會出一本 Women and Men in Hong Kong - Key Statistics 的報告，就是以性別去區分，也有一個章節是關於犯罪的，但內容很少，只有兩版、兩個表這樣。說明他們自己也沒有花很多時間、篇幅去看男女在遭受犯罪上的區別。
差不多20年前，統計署做過一個叫 Crime and its victims 的專題報告，是有關於性暴力的罪案資料，它跟警方報告的差異在於，有統計「沒有報警」（under reported）的犯罪，而且數據顯示這種案例中排第一的是勒索，排第二的就是性罪行。但20年之後就沒有再做了。
警方一定有很多資料，但要問了才有，那警方可不可以主動一點去披露這些資料呢？我見過警方網站上有某個網頁講性暴力，這其實是一個好的平台，應該讓市民大眾更容易看到更多資料。
你現在就算看強姦、非禮的案例，警署發布的數字都好低，怎麼可能整個香港一年只有幾百宗非禮？就算一千宗都好少啦，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並沒有一個很準確的對於實際情況的了解。
端：那在立法上面，香港性罪行的立法改善，從2006年開始，都做了差不多20年。你如何評價進展？
陳：性罪行最近的進展是窺淫罪的改例，在香港都算很大突破了，另外現在還在討論16歲以下、和沒有行為能力人士的虐兒/性侵受害者的強制舉報。但站在「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的立場，我們其實一直都希望，政府可以落實一站式的性暴力處理機制。讓受害人不需要去報警、再去醫院、然後還又要去不同地方才可以可以做完報案程序。去不同地方的時候，二度、三度傷害很嚴重。而政府在這方面是做得很慢的，也會影響一些受害人的舉報意欲，希望政府可以正視和落實一站式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