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小姐走過司法制度的故事
K小姐參加公司提供的武術課程時，被教練非禮。案發後，她曾向公司投訴，但經內部調查後因為各執一詞，未能肯定被接觸部位而被評定為投訴不成立，最後在風雨蘭輔導員陪同下報警。但由報警到上庭的過程，卻令她飽受煎熬。
警方態度消極 多次勸喻結案
她感覺警方查案態度消極，即使在提供所有案發在場人士的聯絡方式後，K小姐依然被要求自行詢問目擊事發過程的武術課程同學，看能否幫忙錄口供作證。她更多次收到警方致電，以更新案件進度為名義，希望說服她簽紙確認案件證據不足，好讓她不能再追究下去。但案件是否證據充足根本並非由警方決定，警方的責任是蒐證，再由律政司決定是否起訴被告。
警方接二連三的致電令K小姐十分困擾，直指感覺像被電話騷擾。「最離譜嘅一次係夜晚 11 點打畀我，因為我當時住得好遠，第二朝要六點鐘起身返工，我真係頂唔順，就唔同佢傾」，她直接提出這樣追問讓她不太舒服，但警方沒有理會，她便不欲再接電話，並向該警署投訴，要求以書面方式溝通，警方才停止致電。
不容許支援人士陪同上庭
一般非禮案約耗時兩年，但事發後接近四年，K小姐的案件才開審。
得知自己要上庭作證後， K 尋求了風雨蘭義務律師的協助，了解審訊程序、證人權益等資訊。風雨蘭輔導員亦申請作為支援人士上庭陪同K小姐作供，但被警方拒絕，指K小姐並非未成年人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者」，不符合申請支援人士的資格。
但處理成年人性暴力個案程序指引（二零二一年修訂本）列明，「若受害人為易受傷害證人（包括性暴力受害人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案件主管應聯絡家庭衝突及性暴力政策組，透過支援證人計劃為受害人安排支援人士，陪同受害人出庭聆訊。」性暴力受害人作為易受傷害證人，亦可獲容許使用其他各項保護措施，例如屏障、特別通道。
最後警方只安排一名女警在上庭前陪K小姐，當她與女警一同等候時氣氛尷尬。K小姐等候上庭時亦感到極為緊張，害怕答錯問題，「我咁辛苦先嚟到呢一步，如果冇辦法將我想講嘅嘢講出黎，我覺得係對唔住自己 ... ... 如果呢單案冇辦法畀公眾知道嘅話，我所有嘅努力好似白費咁。」
被告無罪不甘心 但慶幸法官肯定事件有發生
K小姐認為負責案件的裁判官表現公正，幫她釐清事情，辯方代表在盤問時，也會表示如果她不同意辯方案情的話，直接說不是就可以，不用太在意。
審訊的結果為被告無罪，裁判官指無法證明他有猥褻意圖。K 感到不甘心，因為審訊過程並無問過她「如何肯定被告的動作有猥褻意圖」，K小姐相信如果有問，她能夠清晰說明、解釋這部分的疑點。但裁判官亦在判詞中肯定她是誠實可靠的證人，官更駁回辯方的訟費申請，稱「『你（被告）真係有掂到人哋敏感部位，你係自己攞嚟。』我覺得聽到呢句，真係有少少大快人心」。
她明白要達到案件「毫無合理疑點」這個門檻相當高，「我覺得最重要係證實咗事實係發生咗啲咩事，就係佢物理上、真係有掂過我敏感部位」。
「點解我咁執著上庭，其實對於我嚟講，我唔想我係一個不幸嘅受害者，我覺得我受咗啲咁唔好嘅嘢，我想說服自己係有意義嘅。我就覺得好似個天係要借我把口，將呢樣嘢講返出嚟 ... ...好多人會選擇沉默， 如果我發聲嘅話，有機會可以阻止他對下一個人落手」，加上案件受傳媒報道，「我覺得佢會小心啲，唔會亂咁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