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01：警方漠視求助人創傷 性侵受害者上庭再受二次傷害

性侵案件的獨特性，在於一般是缺乏目擊證人，且不一定有物證。因此被害人的供詞成為唯一證據，辯方則要盡力動搖供詞的真確性，才可推翻控罪。性侵案的先天因素，讓事主不得不在眾目睽睽下不停複述被侵犯經過，有如再被侵犯。

因此，多數受害者寧讓案件石沉大海，也拒絕上庭作供。在外國有一宗案件，2013年，48歲英國小提琴手Frances Andrade在法庭上提起少時被性侵犯的過往，被辯方指為「撒謊」、「胡編亂造」，結果庭上的遭遇讓她無法承受，在出庭作證一周後自殺身亡，來不及看見侵犯者—前中學合唱團指揮，被判入獄六年。

多年來，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的總幹事王秀容，陪伴了不少受害人出庭作供，有些情況，令她仍然心有餘悸：「我陪印傭（申訴人）離開時，那個侵犯者的老婆追出來打她，罵她『死狐狸精、勾引我老公』……我要捉住她跑開。當天，犯人親友也在公眾席，在退庭休息時，不停看着她，她去洗手間時便跟進去罵她，想讓她難以作供。」王秀容指出，這些再度傷害，司法制度若有措施安排，其實是能夠避免的。

香港執法人員在處理性侵案舉報及錄取口供的程序安排，早已為人詬病，被批評漠視求助人創傷。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洪雪蓮與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在2011年聯合發表的《性暴力「幸存者」的求助經驗研究：社區回應與「二度創傷」研究報告》印證此點。調查訪問了10名警員、社工、醫生等專業人士，及21名年齡介乎14至49歲的性侵受害者，了解她們的求助過程。報告指出，儘管有部分警員表現友善，令受害者感到關懷及支持，但警員態度整體良莠不齊，表現不理想；例如，有警員會對報案人說「如果真的起訴她要上庭作證」、「是否考慮清楚真的來報案」等方法勸退報案人；也有警員態度懷疑及輕率，讓性侵受害者感到不被信任。另外，「風雨蘭」指出，曾有受害者報案卻被警員反問：「你根本不記得（事發經過），做乜屈人？」

洪雪蓮慨嘆：「報案需要所有資料，要她們（受害人）記起一件痛不欲生的事已是一種創傷，你還要向陌生人說，而且過程是對方不斷問，你不斷重複。那個報警過程已造成創傷。」據她了解，曾有個案是在報案室錄口供花了三天，問得事無鉅細，這令「報案人覺得自己記不起來很沒用，會怪責自己，所以中途停止報案。這些事例，是不會有數據的，你不會知道有多少人落了口供後退出。」

一站式服務未到位

王秀容說，社會福利署於2007年為性暴力個案推出「一站式」服務，但有團體觀察到，公營醫院根本未能按一站式服務所訂安排合適地點。她指出：「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於1996年引入香港，指出香港應該擁有一個有私人及保密的性暴力危機中心，讓受害者受到保障。其實這是國際公認要做的事情，好多地方早已成立。香港聲稱自己是一個很先進的地區，但到今時今日政府也做不到。」王秀容批評，政府一方面希望受害者走出來報案，另一方面，到現在卻連基本的合理措施也欠奉。

據2016年立法會文件及警方回覆，警方在調查性暴力案件時，會採取多項措施以保護受害者：在程序安排上，警方安排「一站式服務」，盡可能安排受害者到就近的公立醫院接受治療、錄取口供及進行法醫檢驗；安排接受過相關訓練的同性警務人員會見受害者。回覆又表示，在培訓上，警方自2015年3月起，規定學警及見習督察額外修習處理性暴力案件的課節，涵蓋「性暴力案件」、「罪行受害者約章」、「處理受害人的心理技巧」、「同理心聆聽」、「衝突管理」及「暴力行為及其處理」等課題，並強調所有前線人員已接受「處理性暴力受害人的專業敏感度」為題的訓練，以提升專業敏感度。

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副教授陳效能觀察到，警方近年的態度及安排已大有改善，並積極與不同團體交流；但她也指出，要實際執行培訓的要求有一定困難：「香港那麼多警署，是否真的有一位曾受訓練的女警當值？」，「報案室當值警員未必是女警，他們需先了解案件性質，才決定應否調派女警。」

在遙遠的蘇格蘭，警方在14個行政區成立強姦案國家行動小組（National Rape Task Force），報案者可以直接聯絡小組跟進事件。在亞洲，不少地方如台灣、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等地的醫院，亦已設有聯合國建議的服務安排。例如台灣，台北市有六所相應醫療院，受害者可以直接前往台北市具有一站式服務據點之醫院進行驗傷，醫院即會啟動整個性侵害服務流程。反觀香港，現時僅有非政府組織提供類似服務。

爭取視像舉證 仍待立法

還好，當年讓月心放棄在上訴出庭答辯的屏風問題，已有進展，2016年有了較清晰的指引。指引源起於2014年法官薛偉成（Kevin Zervos）在HKSAR v Shamsul Hoque一案的重要判詞。薛偉成指出，性罪行案性質敏感，而設屏風遮隔公眾不會影響公平審訊。這判詞成了催化劑，讓司法機構着手修定《實務指示》，規定律師必須就性罪行案件向法官提交任何使用屏障的要求，並於2016年8月1日生效。至於令受害人同樣關心的特別通道安排，現仍未常規化，但可與屏風一併申請。

要求庭上屏風的申請數字，由2015年的14宗，升至2016年的41宗及2017年11月30日前的85宗，申請率由5%升至44%；當中，只有2017年一宗遭拒絕。不過，由於當局沒有廣為宣傳，過往許多人都不知道有權要求，不少警員也繼續存有誤解，以為只有名人或兒童才可以成功申請。再者，這項申請權利仍然僅在刑事訴訟中受普通法規管，並未成為法例硬性規定，照舊取決於法官的酌情決定。

性侵受害者再受傷害 誰的責任？

月心當年出庭，仍需經歷出庭面對被告和律師的痛苦，幸而，此後受害人透過視像舉證的權利有了曙光。之前，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79B條，只有三類證人符合以電視直播形式作供：兒童、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及恐懼中的證人，而法庭未必會視性侵受害人為恐懼中的證人。針對這個不足，港大法律系首席講師張達明在2016年中草擬了一份條例草案初稿，建議在第79B條下新增條文，賦予法庭酌情權。律政司參考後，經以《2017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修訂，建議賦予法庭酌情權，准許強姦、未經同意下進行肛交以及猥褻侵犯受害人，能以電視直播方式作證。至於其他性罪行的受害人，法庭也可行使其法定權力，按個別案件的情況，命令採取其他合理和相稱保護措施。條例草案去年7月已獲法案委員會通過，惟迄今仍未排上立法會議程二讀。

性侵受害人獲得制度保護的種種改善措施，是關注團體、法律界人士爭取多年的成果。對王秀容來說，政府總是「踢一踢，郁一郁」，一切得來不易。為什麼香港連一個簡單的屏風也要爭取五年？王秀容不假思索說：「因為社會覺得性暴力不是怎麼一回嚴重的事。」當大眾仍在質疑受害者為何不報警處理，事實上是忽略了她們在制度中尋找公義的困難；當受害者嘗試走進制度，從錄口供、律政署決定起訴、等待出庭到法庭審理，種種執法與司法無可避免的局限，每個關卡也是對受害者的考驗。執法程序及司法系統長期對受害者保障不足，是性侵受害者選擇沉默的原因。

還有，社會大眾抱有「強暴迷思」，不斷指摘受害人未有好好保護自己、衣着暴露等等，而未有將矛頭指向侵犯者。長期的污名化加重了受害人的罪責感，發揮着潛在的壓制作用，令事主受到性侵犯之後，往往難以面對自己，為自己的無力反抗感到自責。正如跟隨#Metoo站出來的呂麗瑤所言：「在華人文化裏，性議題從來被認為是尷尬、羞恥或不可公開討論的事。」對他人展露受侵犯瘡疤及不會得到幫助的恐懼，也是令性受害者噤聲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