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她與她們，用五年為性罪行受害者爭取法庭屏風

燈光亮起。法官席在上，律師席在前，公眾席在後。她的記憶堡壘，存在這樣一個法庭。偶爾走進，她向一旁的證人席行去，犯人欄就在對面。周圍漸漸嘈雜起來。法官，辯方律師，控方律師，被告，記者，旁聽的人群 … 空氣又突然在一瞬間安靜下來，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她身上。一雙雙眼睛，似要看穿她的身體。

那一天，她站上了證人席，指證熟識多年的朋友，性侵了她。因申請法庭屏風失敗，她不得不在眾目睽睽之下，重述一個個案發細節。

法庭判她勝訴。但艱難的道路並未到頭，被告上訴了。再次被拒屏風申請的她，最後沒有出庭，而他也得以由強姦改判非禮。

她做了一個決定：為其他性罪行受害者，走上爭取法庭屏風之路。而她的背後，有她，有他，還有她們 …

專題第四篇，讓我們走進警署和法庭，觀察司法程序，如何成了困住性罪行受害者的網。她與她們，又是怎樣奮力掙破？

她想申請屏風 警員：妳唔係小朋友喎

月心（化名）是「風雨蘭」《Arise．性侵幸存者攝影展》的主角。八年前的一天，她如常上友人家中聊天。熟識多年的好友，卻突然侵犯了她。面對巨大的傷害，思緒千般亂如麻，她一人躲在家裏，不知如何是好。恍惚之間，想起曾在地鐵見過「風雨蘭」海報，一個幫助性侵受害者的NGO機構。她決定打給風雨蘭，在輔導員陪伴之下，走進了警局。

只開頭講了一兩句，她便已大哭起來。在場的兩名男警起身離開，只留下一名女警陪她。口供一落就是七八個小時。但一切疲勞、委屈、恐懼與不安，她都以勇氣和毅力撐過去了。唯獨一件事，讓她開始進入無盡的擔憂：口供完成後，她向幾位警員提出，要申請屏風，在出庭時將她與公眾席遮隔開來。

「妳係成人啦喎，妳唔係小朋友喎！」警員隨口便答。

她瞬間像被一個大浪擊沉了一樣。警員仍說：「多數唔會畀架啦。唔得架啦。」

沒有查清楚條例，也沒有詢問上級，警員就口頭拒絕了她的屏風申請。月心陷入了彷徨之中。想到上庭要面對那些旁聽席的人，記者、被告親友、純粹好奇的陌生人 … 想到那一雙雙眼睛，不同的目光全集中在她身上，她心裏便緊張起來。「我真係好擔心呢樣嘢。沒有屏風，好驚，好驚，好驚上庭。」

因警員很決絕說沒有屏風，月心和輔導員也沒法再做任何申請。她心知屏風無望，終日無法安寧：不知案件能否上庭，如果可以上庭，自己又究竟上不上庭好。由報警到正式獲通知可以上庭，期間十個月的等待，是一場看不見盡頭的內心搏鬥。

「輾轉反側，諗咗好多次上唔上庭嘅決定。」沒有屏風，她擔心被人認出自己。整個被性侵事件，她連家人都沒告訴，只想守在自己一人心裏。想到電視劇裏，辯方律師的盤問方式，再想到旁聽席的目光，她夜不能寐。午夜驚醒，被性侵的回憶也沒有放過她。

無屏風作供，像眾目睽睽下再被侵犯

失眠近一年，月心終於獲通知上庭。來到法庭，她卻發現，沒有特別通道，也沒有專門的房間讓她避開眾人。坐在法庭外，她只覺得，好像每一個人，都在看她。等待上庭的時間，一秒好像被拖長了十倍。

「大家會唔會知道係我？」已經來到法庭面前的她，差一點就想拔腿逃走。

終於，輪到她了。走進庭內，所有目光一瞬間集中在她身上。她抬頭，原來公眾席上早已坐滿了人。幾十個人，一張張陌生的臉。這麼多人！她當下緊張得有點透不過氣。

她瞥見有人低頭在記什麼，心裡猜測那就是記者。「我好擔心，記者的報道，令家人知道係我。」

努力控制情緒，她開始作供。檢控官事無巨細，請她一一複述。

「X，他用什麼方法？」

「X，他是如何侵犯妳的？」

「X，他是否 … 」

仔細入骨的案情，令她不得不高度集中精神，拼盡所能回憶，將近十個月前所發生的事。與此同時，她也看到了被告。

他就在那裡。

「我突然有種不理性的感受：他會不會跑出來，再次侵犯我？當然他不可能，他已經在犯人欄那裡，離我幾遠下。但我心裡很害怕，他會再次出來，傷害我。」

「我不斷叫自己不要望過去，不要看他的反應。要不斷控制自己。我好驚見到他。我真的不想再見到他。」

月心既要保持冷靜，又要思考辯方律師的盤問；因複述而產生的痛苦，竟然與案發時受到的痛苦相近。公眾包圍的目光，像一支支伺機而入的箭，令她深感在侵犯者面前，又再被侵犯了一次。不同的是，這次，還有一群不認識的人在圍觀。

「我告訴自己，不要倒下，不要倒下。我要堅定完成這件事。」

退庭後，她在洗手間裏，抱著輔導員崩潰痛哭。

「那一刻，覺得真係好羞恥。要三唔識七嘅人望住我去講返件事出來，我覺得好肉酸啊。我好唔想，好唔想喺呢到。」她只想逃離法庭，逃離侵犯者，逃離無處不在的，眾人的目光。

「好多人望住我。好醜怪。畀人睇到曬所有嘢，赤條條。」

月心的輔導員，也是現在的風雨蘭中心主任伍穎琳，說她很記得月心當時的說話：「佢話，好似眾目睽睽之下，畀人再侵犯多一次咁。」

離開法庭時，月心竟再在電梯口，見到那個侵犯者。沒有特別通道，她感覺自己完全暴露在侵犯者面前，心害怕得狂跳，極度的不安全感再次像子彈般擊中她。

「好慘啊，那感覺好像我才是犯人。為什麼要我去避開他？」她感覺所有被侵犯的回憶全部浮現出來，「好憎呢個人，我完全唔想見到佢。」

申屏風再被拒，她沒出庭，強姦改判非禮

被告被判入獄五年，月心勝訴了。可原來這條路還未到頭。兩年後，她收到警方電話，說被告上訴，發還重審。

男警員在電話中問，妳肯唔肯上庭？

月心再次問他，有沒有屏風。警員說：「妳之前第一次都冇屏風架啦，駛乜屏風呀？」

她回答：「我就係上過庭，先知道屏風幾重要。」

警員就說：「唔知有冇架。」又叫月心即時決定，要否上庭。

月心就說，無法當下答覆。警員竟問：「妳係咪百分百肯定對方強姦妳？妳有冇百分百肯定佢用性器官呀？」

「點睇到呢，我想問？！」月心回憶時，感覺荒謬又憤怒。「我覺得佢想暗示我：唔好搞咁多嘢，對方已經坐咗監喇，改判非禮都係性侵罪。」

憤怒還憤怒，警員叫她翌日律政司收工前，要回覆答案。月心思前想後，掙扎再三。第一次上庭，沒有屏風遮擋公眾視線，那一幕幕驚心與羞恥，又再重演。

「因為果個人真係侵犯咗佢，所以佢真係好想上庭指證返佢。」輔導員伍穎琳就說，她嘗試幫月心向法庭寫信申請屏風。「警方當時口頭說冇屏風，話除非妳十八歲以下，或者妳係智障。但當然我哋知道唔係咁樣。」

但伍穎琳幫月心寫的申請信，需透過警方呈遞法庭。「最終佢決定上唔上庭嘅時候，警方仍無答覆，係咪有屏風。我哋唔知道，究竟警方話冇屏風嘅意思，係佢哋已經將信交咗上法庭，而法庭果邊拒絕咗，定係點？其實佢哋都冇交待清楚。總之模棱兩可，但又好似打定底咁，話『冇架啦冇架啦』。」

從被告提出上訴，到月心被通知可以上庭，期間已過半年。漫長的司法程序等待，月心幾經思想掙扎，最終決定，不上庭。

「呢個決定，如果畀十分，我諗有八分係因為冇屏風。」月心說。「又要來過，又要重新講果件事，羞恥同恐懼，呢啲情緒又再出現。又訓唔著覺。」

輔導員伍穎琳就說，「其實佢掙扎咗好耐。佢怪責自己，係咪好冇用？佢話，『差一步就行埋了』。」那漫長的申訴之路，在月心看來，就差一步。而那道屏風，眾人的目光，成了最後的絆腳石。

被判五年的侵犯者，最終因月心取消出庭作供，而改判非禮，減刑為兩年。他當時已坐了兩年，便順利出獄了。

「但我件事，係強姦，唔係非禮。」月心清楚講道。

學者加入，屏風之路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積極參與到為性罪行受害者爭取屏風的行動當中。他解釋，之所以性罪行申訴人在申請屏風一事上如此困難，是因為缺乏明確指引，導致法庭不會主動詢問受害人；而警方往往憑著過往經驗，認為申請很難做到，而直接拒絕受害者的申請。

張達明曾任監警會多年，對警方運作，有豐富了解。「好多警務人員，可能這麼多年來，他印象就是屏風申請很難成功。可能試過申請不成功，他就憑以前經驗，告訴受害人，申請很難，『唔得架啦』。」

他解釋道，「因為警務員自己都話『唔得架啦』，那性罪行受害人就信了。於是她沒申請，但可能申請了未必是行不通。我問過一些法官，他們說，如果妳申請，其實他們都會批准。」

月心申請屏風失敗之際，正值婦女界團體發起爭取屏風及視像作供之時。

2011年，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洪雪蓮教授發表研究報告，指出性暴力受害人在審訊中面對「二度創傷」，包括面對侵犯者，接受律師盤問，再度憶述事件，並且在無阻擋下公開自己的樣貌、身份等個人信息。

這些二度創傷，是否可以避免？要保障受害人作供的權益，屏風顯然是一個合理的爭取對象。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於同年舉辦「司法系統對性暴力受害人的保障」研討會，這引起張達明的關注。

「我認為應該盡快做一些事情，令狀況有一個改革。」他說。

張達明作為學者的角色，首先是穿針引線。他主動聯絡時任刑事檢控專員楊家雄，安排他與婦女團體會面。

「楊家雄那時都覺得，一個不妥善之處，就是上有政策，但執行方面，前線警員未必能一致處理。風雨蘭同事就發現，好多前線警員 discourage 性侵受害人申請屏風，令受害人聽完之後，因不想在審訊中，眾目睽睽之下重述傷痛經歷，被人指指點點，而放棄上庭作供。」張達明說。

「就算有受害人提出申請，但負責的警員不知有什麼程序，將申請遞交法庭。可能他們記錄了，但臨開審先提出，那就太遲了。而上庭後，不同法官又有不同處理，有時批准，有時不批准，有時甚至不知道何時才會批准。」

「那次會面很好，了解到什麼可即時改變，什麼需要政府較長時間才有機會做到。」會面之後，律政司決定委派一名同事做中間人，當風雨蘭等機構發現有問題個案時，可直接聯絡中間人。

律政司是負責檢控工作的，而司法機構則負責審訊工作。張達明就說，當時也開始聯同風雨蘭等婦女團體，與司法機構討論，引入實務指引，讓法官處理屏風申請時，手法可以較為一致。「如果不是，有些法官都不知道，性罪行受害人在面對這個問題。」

屏風與電視直播作供：兩條戰線，「一日草案」

爭取屏風與電視直播作供，是兩條同時進行的戰線。在屏風申請的實務指引醞釀之時，張達明和婦女團體亦不忘推進另一邊進程。

「香港的法例都比較落後。當時我看到另一個方向：閉路電視作供。因為屏風只保障了性罪行受害人不被公眾看到，但未解決的，是她出入法庭，都有機會被人看見。她未必獲批特別通道，而且不是每間法院都有特別通道。」張達明說。

「第二未解決的，是屏風只遮了公眾人士，但被告和律師，都可以望到受害人。有些受害人其實好怕再面對那個侵犯者，好多壓力及恐懼出現。而電視直播作供，讓她們不需在嚴肅緊張的法庭，還要面對被告。」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79B條，有三類證人可用視像錄影作供：兒童，精神缺損人士，受恐懼的證人。性暴力受害人，並無特別被列出。

「『受恐懼的證人』不是一般性暴力受害人可符合的。除非有黑社會強姦案之類。但過往案例證明，性罪行受害人不是人身安全問題，而是心理上創傷好大。」張達明看到這個問題，也決心身體力行，推動改革。

他在研討會提出，沿用現時法律框架，只做一個小改動 — 將性罪行受害者，列為第四類證人類別。

說起這個修例想法，他有細緻考慮：「沿用現行框架，比較容易做到；並且不是一刀切，一定要妳提供視像作供，而是讓法庭有酌情權。這個做法，是各方都能接受的。」

於是，張達明當下就在研討會「膽粗粗」答應：「如果呢個方向，我即刻同妳整個私人草案，一日就搞掂！」他笑說自己好記得這個「一日草案」的承諾，還被劉慧卿「追債」。

就在張達明草擬草案之前，2014年6月17日，法官薛偉成（Kevin Zervos）在 HKSAR v Shamsul Hoque 一案作出重要判詞，指出性罪行案性質敏感，設屏風遮隔公眾，不會令陪審員對犯人產生偏見。

「薛偉成做了一個正式的法庭判詞，解釋背後的理據，這是重要的。在這判詞之前，有些法官不知道應該為性罪行申訴人提供特別保障。」張達明解釋，「過去為什麼各施各法？因為有一種想法：要有特別的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報告，證明受害人有好大精神困擾，先需要特別保護。當缺乏這些證據時，法官又好，警務人員又好，就覺得好難申請特別保護。」

「所以薛偉成的判詞，將性罪行受害人列作一個組別：當妳面對性侵時，本身已經有很大心理壓力，不需另外再特別證明。」

整個改善和修例過程，都是基於這個理念：性罪行申訴人不需要特別證明自己有精神問題，而可獲合理的法庭保障，減少作供壓力。

在薛偉成作出判詞翌年，司法機構向立法會遞交完善屏風申請方案，提出修改《實務指示》，規定性罪行案件在審訊前，律師須告知主審法官，申訴人曾否要求屏障，作為常規程序。

對於有部分人士質疑，為性罪行申訴人提供屏風，影響了公平審訊，張達明就回應：「究竟影響了什麼？屏風只不過不讓公眾看到她，被告和律師仍可見到她。」

「公平審訊的對象，不只是被告；對申訴人，妳要公道。否則，證人不敢作供，司法系統無法運作。妳不可以讓被告take advantage：我正正就想公眾看到妳，令妳不敢出庭作證。」

至於電視直播作供，已經運作多年，張達明說，過往案例早已指明，這對被告權益影響不大。

眼見爭取屏風步入正軌，張達明開始著手他的「一日草案」：2015年，他與法律系學生馬碧筠一齊，草擬條例草案，修改《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 79B，將性罪行受害人納為可使用電視直播聯繫作供的第四類證人類別。馬碧筠當時剛畢業，在風雨蘭實習，為草案做了大量資料搜集工作。

「我發現當一個議題，沒有政治層面因素時，就算跨黨派議員，都可取得共識。」張達明似有感觸，「我們都有同跨黨派議員商討，當時大家覺得，要通過私人草案，在基本法之下好大限制。所以未必由議員去提出私人草案，反而應該由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AJLS）會提出。」

2016年6月27日，AJLS會議上，張達明趁機提交這份私人草案。四個月後，律政司參考張達明意見，以《2017年成文法 (雜項規定) 條例草案》提出對《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的擬議修訂。

該條例草案於今年6月2號刊憲，7月份法案委員會完成審議，已獲通過。

為其他仍有機會上庭的人，她站出來

「其實我們都爭取了整整五年。」月心說。

原來月心及其他性侵倖存者，加入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下的風雨蘭「幸存者權益關注小組」，一同爭取屏風及電視直播作供。

月心的輔導員伍穎琳，正是這個小組的負責人，她憶說，「當時有同事提議，要爭取屏風，要搵倖存者，亦要搵『郁』到呢個system嘅人。所以當時我哋邀請倖存者，同司法系統入面嘅人見面。」

伍穎琳一邀請，月心當下就答應了：「佢一講，我就話，好呀！熱切的心來了。我要做呢樣嘢。因為我自己冇屏風，我真係知道有幾慘、幾淒涼。」

「司法程序會唔會可以好啲呢？」這個問題，促使她投入抗爭。

月心開始成為小組義工，以性罪行受害人身份，向律政司的高級檢控官、立法會議員，敘述自己被拒屏風的遭遇。曾經的司法程序受害人，轉身成為抗爭者，向不合理的制度，發出最堅定的聲音。

要多次複述經歷，對月心來講，相當於揭開傷口，向人展示。其實無人有義務揭開自己的傷口，但她選擇了站出來。「都會覺得難受。開頭覺得難以講出口，對著法官。後來我多咗個爭取嘅感覺。」

伍穎琳說，月心慢慢將焦點，由對自身不勇敢的怪責，轉成為其他受害人權益做思考。

「第二次就放棄了上庭。佢會覺得，點解當時唔再行多一步？即使佢而家已經強壯，但已經唔可以再告，返唔到轉頭。但後來佢自己話，其實可以將焦點放喺其他仲有機會上庭的倖存者身上，她覺得也很有意義。」

「跟住又見過律師會，亦都試過在立法會公聽會出席發言。這是在制度裡面做的。」伍穎琳說。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王秀容就說，過去多年，她們不斷遊說立法會、律政司相關人員，希望取得共識，向政府表明改革性暴力受害人在法庭可獲保障措施的迫切性。

在制度外，關注小組亦不斷進行多面向的工作。她們在國際人權日擺街檔做宣傳，月心亦向街坊講解性暴力和司法程序二次傷害。

「當時好多市民以為，性暴力受害人上庭已經有屏風，佢哋成日講ABC小姐。其實並非如此。」伍穎琳笑說。

據司法機構政務處，從2013年6月到2016年5月，共900多宗性罪行案件中，僅有40多宗受害人申請使用屏風，申請率僅為4.9%。當中有多少人曾因被警員拒絕，而根本沒法向法庭作出正式申請？不得而知。

因《實務指引》實施，伍穎琳表示，現時似乎多了警員主動詢問性罪行受害人，是否需要屏風。伍穎琳又說，過去曾出現情況，受害人申請屏風成功，但法庭說沒配備屏風；又甚至試過有法庭將硬紙皮黏貼作為「屏風」。記者向司法機構查詢屏風現況，司法機構就答覆已特別訂製屏風，供各級法院在性罪行案件審訊使用。

隨著抗爭工作開展，月心對自己的信心也多了起來。過去因被性侵而感到的羞恥，逐漸消失。她曾自責，為什麼上朋友家；但現在的她，充滿力量：「佢侵犯我，係佢嘅問題，唔係我嘅問題。」

即將到來的風雨蘭《Arise．性侵幸存者攝影展》，月心將成為主角之一。問及她為什麼這麼有勇氣出鏡，她說：「我想畀其他人見到，我哋可以企出來。被性侵唔係羞恥嘅事情。可以過有色彩嘅生活。」

但司法程序對性罪行受害人的二次傷害，並未完全消解。伍穎琳就不忘叮囑：「其實可以追問特別通道。屏風同特別通道應該一齊提供。因為其實即使有屏風，出入法庭都係要經過門口，個受害人變咗好似明星咁行入去。」除此以外，警員的態度，律師盤問的方式，法律對強姦的定義 … 這一切，仍有待討論。

而她們，仍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