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擊》65期
反擊專題
香港婦女遭受暴力經驗調查2021
平等機會婦女聯席（下稱「聯席」）在九龍崇德社及嶺南大學研究撥款的支持下，於2021年進行了「香港婦女遭受暴力經驗調查」，並於今年三八婦女節發表研究結果。聯席曾經於2013年進行同類但規模較小的研究，是此研究旨在為議題提供最新的研究數據。研究收集了15-64歲香港的婦女受性暴力及親密伴侶暴力的經驗，最後收回1044份有效的問卷回應，此外，研究員與30個女性進行質性訪問。以下是研究的主要發現。
近四成受訪者遭遇性暴力
問卷結果反映，有37.54%的受訪者曾遭遇性暴力，包括插入式性侵犯、非插入式性侵犯、言語性騷擾、影像性暴力，等等。遭遇性暴力的受訪者中，最常見遇到的性暴力包括「說出帶有性意味的說話」（28.91%）及「非插入式性侵犯」（28.39%），另有接近一成受訪者遭受「插入式的性侵犯」（9.90%）以及接近兩成受訪者表示「被人以性意味目光注視」（17.97%）。
侵犯者方面，超過九成施暴者為男性（92.49%），逾六成的施暴者是受害者認識的人，包括前任伴侶（11.11%）、家人或其他親屬（8.15%)、朋友（9.38%）。約七成半的受訪者在性暴力事件發生沒有給予任何反應（75%）。多於六成遭遇性暴力的受訪者表示曾經尋求協助，求助對象多數為家人及朋友。值得關注的是，近四成受訪者未有向任何人尋求協助。
兩成半受訪者遭遇親密伴侶暴力
有26.37%的問卷受訪者表示曾遭遇親密伴侶暴力，包括肢體暴力、言語暴力、經濟操控、纏繞行為。三成半受訪者最常遇到「性侵犯或被強迫發生性行為」（35.52%），其餘較多的分別為「言語辱罵或恐嚇」（22.01%）及「肢體暴力」（14.29%）。施暴者方面，約九成施暴者為男性。逾五成受訪者有尋求協助，亦有顯著比例的受害者曾向社會服務機構或專業⼈⼠求助（12.27%）、尋求心理醫生或精神科醫生協助（9.09%），有一成受害者事後斷絕關係或離婚（11.82%）。
婦女求助數字仍然有待改善
調查數據顯示，無論是性暴力還是親密伴侶暴力的受害人，超過四成均沒有尋求協助。最主要妨礙她們求助的原因是感到羞恥、不想別人知道、害怕其他人質疑或怪責自己、擔心影響關係。有親密伴侶暴力受害者則表示，擔憂會影響自己和孩子的人身安全、無法離開侵犯者，因而未有求助。
質性訪談結果反映，社會缺乏性暴力資訊和教育也阻礙她們求助，例如有受訪者表示即使自己上網搜尋性騷擾的資訊，依然感到模稜兩可，不肯定自己遭受的是否性騷擾。有家暴受害人則不知道原來伴侶未經同意下做出涉及性的行為是屬於性暴力；甚至認為，無論自己當刻情願與否，滿足丈夫的性需要是妻子的責任，因而啞忍違背自己意願的性行為。
混合形式暴力更讓婦女身心受創
研究員從深入訪談中發現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的婦女受到更多類型的暴力，例如親密關係中的性侵犯、性羞辱、情緒暴力、言語恐嚇、被切斷經濟來源或社交等，讓婦女受到更多類型的傷害，嚴重影響婦女精神健康，而這些狀況令她們感到無助。
婦女遭受暴力後需要情緒及實際支援
遭遇性暴力或親密伴侶暴力後，受害者會出現很多負面情緒，例如缺乏安全感、抑鬱、焦慮、自我怪責、無助、憤怒等，以及對親密關係失去信任、朋輩的不理解也令她們感到孤立無援。社會不同持份者均須要為受害婦女提供支援，協助她們走出難關。
針對消除婦女暴力的建議
是此研究報告從危機支援服務、政策和法例改革、公眾教育三個方面，向各政府部門提出消除婦女暴力的建議措施，包括：
1. 為遭受暴力女性提供足夠的危機支援服務
o 設立危機支援中心：建議政府參考世界衛生組織發出的《對性暴力受害人之醫療及法律支援指引》，在醫院設立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以便受害者能夠在同一地點接受所需的醫療、司法及輔導服務。
o 經濟支援和房屋支援：很多面對親密伴侶暴力的女性都在經濟上依賴伴侶，建議政府設立緊急救助基金，當危機發生時，可以即時提供支援，協助她們度過難關。除此之外，除了專為受暴力侵害女性而設的收容所之外，應提供更多的選擇予她們以作庇護用途，例如酒店，讓受害人面對危機情況，能夠有安全和合適的容身之所。
o 增撥資源予支援受害人的非政府機構：增加資源予服務受暴力婦女的非政府組織為婦女提供支援服務，同時建議改善不同服務提供者之間的聯繫和協調，例如透過整合及提升非政府機構的求助熱線服務，以便更具成本效益地提供服務。
2. 改善政策、法律及專業訓練的提供
o 僱主需制訂反性騷擾政策和為員工提供培訓：目前，只有當僱員作出騷擾行為，如發現公司疏忽、或未有提供足夠的預防措施，才需負上"轉承責任"。然而，即便僱主無制訂性騷擾政策或提供培訓，只要公司內未有性騷擾事件發生，僱主無任何法律後果。此外，僱主無任何誘因去制訂性騷擾政策，建議平等機會委員會及相關政府部門研究立法，規定僱主必須制訂與性騷擾相關的政策並提供適當培訓予員工，同時需監察跟進政策的執行。
o 落實性罪行法律改革建議：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在2019年發表的《檢討實質的性罪行》報告之建議，包括廢除強姦罪，訂立新的未經同意下以插入方式進行的性侵犯罪行；廢除猥褻侵犯罪，訂立新的性侵犯罪；訂立有關「同意」的法定定義，等等。
o 推動家事法庭現代化：對於遭受親密伴侶暴力的女性而言，家事法庭在為她們伸張正義扮演重要的角色，為此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資源改善其效率，使它能容納和處理不同類型和複雜的個案。
3. 通過不同媒介進行公眾教育
o 教育大眾有關性暴力和親密伴侶暴力：很多人未必知道精神或情感層面的虐待都屬於暴力的一種，並會帶來嚴重的影響，公眾教育應該幫助市民理解性暴力和親密伴侶暴力的定義和本質、求助途徑等等的資訊。同時，提供有關相關權利和法律的資訊，並鼓勵女性遭受暴力的時候求助。
o 正視公共交通工具和學校的性暴力問題：建議公共交通營辦商提醒乘客性暴力（包括非禮和影像性暴力）是刑事罪行。促請政府檢視對學校性教育的指引，將性暴力的題材納入性教育的課程；同時，在教師訓練的內容加入辨識性暴力個案的方法和知識。
報告撮要：https://womencentre.org.hk/En/Newsroom/Pressrelease/svdv_2022/Upload/press/89/Download/6224b44d31ee2.pdf
中文報告全文：https://bit.ly/3tJeRUk
感言 ∙ 敢言
影像性暴力網上研討會
關注女性暴力協會於今年五月十九日舉行了「影像性暴力網上研討會」，邀請了來自澳洲、香港、南韓、台灣、新加坡、美國等七位講者分享處理影像性暴力的經驗和挑戰。研討會分為上下兩節，分別討論亞洲地區影像性暴力的新形態和針對這個全球性問題的相應法律行動。
亞洲地區影像性暴力的新形態和趨勢
第一節的研討會上，四位講者分享了亞洲的影像性暴力現況和倡議挑戰。影像性暴力的個案在亞洲地區整體有上升趨勢。以新加坡為例，Association of Women for Action and Research (AWARE)倡議幹事Shailey Hingorani指出於2017至2021年間，Sexual Assault Care Centre (SACC)接收的科技促成的性暴力個案在新加坡有上升走向。2021年，每10宗科技促成的性暴力個案便有7宗屬影像性暴力。
影像性暴力個案上升以外，在地區和全球的層面上也能發現影像性暴力的新形態。台灣數位女力(WIDI)秘書長張凱強帶出以換臉技術製作的不雅影片的嚴重性。他提到Telegram的犯罪群組「台灣網紅挖臉」案件中，119名受害人全是女性。這些移花接木的影片由人工智能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製成，而智能公司Sensity的報告更發現90-95%深偽技術製成的影像包含未經同意發放的色情內容。不同講者亦強調監管通訊軟件內容的難度 – 通訊內容使用到端到端加密(E2EE)技術，內容不能被通訊公司或是網絡安全部門偵察到。Telegram是其中一個最讓人無從入手的平台, 其用戶能將訊息加密，加上平台並無有效的檢舉機制，更縱容平台內的恐怖主義、猖獗的厭女文化等暴力行為。
據Shailey Hingoran所述，雖然大概80％的受害人知悉加害人的身份，但她們仍然在追求司法公義時遇到不少障礙。未經受害人同意下發放的影像很大機會被發放到不同平台，大大提高將所有影像下架的難度。儘管不同機構和研究人員都有表達對網絡平台政策漏洞的憂慮，韓國Korea Cyber Sexual Violence Response Center (KCSVRC)主席Yeojin Kim特別提醒監管網絡平台會引起互聯網行業和公眾的強烈反對。除此以外，社會大眾對性暴力受害人的污名阻礙她們向司法機關尋求協助。台灣數位女力接觸過30位深偽色情影片受害人，所有受害人都拒絕向警方報案，因為她們認為現時的法律未能完全保障她們，讓她們有機會暴露於加害人的報復行為。傳媒公開受害人的經歷亦會為她們造成不必要的壓力，甚至令她們受到二度傷害。
Yeojin Kim指出在韓國社會存在對性暴力的誤解，與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副教授陳效能的研究結果一致。陳教授於2019至2022年與明愛朗天計劃合作研究偷拍者的犯罪心態，發現偷拍者很多時候把性暴力誤會成性愉虐(BDSM)，而「狗仔隊」文化令他們不自覺偷拍裙底等行為屬於性暴力。社會需要提升公眾對影像性暴力和科技促成的性暴力的認知，從而鼓勵受害人向有關機構求助，避免她們被邊緣化。
針對影像性暴力的法律行動
全球不同地區陸續修訂影像性暴力的法例，以填補個別司法機關的相關漏洞。例如，《2021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草案》於2021年10月在香港生效，透過修訂特定罪行針對以下影像性暴力行為：窺淫、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未經同意下發布私密影像，或威脅如此行事，以及定立處置令。南韓政府亦通過了《N號房防治法》，增加持有非法色情影像和未經當事人同意拍攝性剝削影像並散布之刑罰。在美國，相較於2013年只有3個州份修訂了未經同意拍攝或發布之色情影像的法例，現時已經有48個州份、2個美國準州連同華盛頓通過了該法例。另外，英國政府在去年亦推出《網路安全法》草案，增訂法例處理網絡暴力，以保障兒童和成人網絡使用者。雖然不同國家和地區開始修訂針對影像性暴力的法例，然而，倡導者和政府在推行修例和法律改革時仍然面對着不同挑戰。
現時的制度上，不少影像性暴力的受害人未能在取得司法公義。本會倡議幹事簡敏祺指出警方很多時候因影像性暴力受害人未能提供加害人的確實身份而拒絕受理案件，導致受害人最終放棄向警察尋求協助。美國網絡公民權推動組織主席Dr. Mary Ann Franks亦提到影像性暴力在美國很多時被定為輕罪，令司法機關缺乏調查該類案件的資源，可見制度輕視了影像性暴力案件的嚴重性，將受害人拒諸門外。跨大西洋律師事務所McAllister Olivarius的律師Honza Červenka分享了受害人提出民事訴訟時面對的困難，包括調查案件並搜集證據的過程既困難又費時，而昂貴的訴訟費用更成為受害人的重擔，窒礙他們尋求公義。
基於言論自由，《通信端正法》保障網路服務提供者對用戶在其平台上發布的非法內容免責，令網絡平台欠缺打擊影像性暴力的理由。Dr Franks 和Honza Červenka預測到監管網絡平台的兩難境地：平衡個人私隱、網絡平台責任和言論自由將會引伸具爭議性的討論。影像性暴力的形態隨著科技進化，我們能夠預計未來倡議的困難，即便如此，互聯網公司和司法機關都有義務去收緊網絡平台對未經同意發布之私密影像的管制政策。科技促成的性暴力無疑是全球性的現象，要打擊影像性暴力，需要各地機構的經驗交流和合作，協助受害人取得司法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