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罪行修例消息｜風雨蘭服務使用者接受傳媒訪問 倡設持續性侵兒童罪
明報
多年遭遇被「篩選」 性侵審結未解心結 事主倡設持續性侵兒童罪 讓經歷全面呈現
阿Mui（化名）13歲起遭繼父性侵，據其口供紙所寫，7年間至少有百次，最終控方檢控5宗；繼父持續的言語及肢體暴力，即使她留有證據，因未指涉性罪行，並沒呈現於法庭。她覺得經歷被「篩選」，法庭呈現證據有限，未完整反映其遭遇，窒礙媽媽及家人理解她，至今耿耿於懷。她期望香港訂立「持續性侵犯兒童」罪行，將持續發生的性侵事件納入考量，並將加害者的言語及肢體暴力納為證據，全面呈現受害人遭遇。
阿Mui說，報案難在要反覆跟人重述事件，但上庭作供比錄口供難。她說原先整理的證據，除了寫明加害者行為、指向性罪行的被採納，繼父平日怎對待她，因沒指向性罪行而沒被採納，導致庭上呈現的有限，辯方有空間「作故事」，如利用她以往與繼父視像通話的截圖，質疑她揑造性侵。
除了面對辯方質疑，她說每當想解釋更多，都不時會被叫停，令她案件審結後有「很多事情想講但無法講」的感覺。她最在意始終是媽媽跟家人的看法，她認為呈堂證據有限、其表達有限，令他們無法完整理解其遭遇，「看不到他（繼父）一直以來對我做了這麼多行為，這樣最不公平、不開心」。
因自身經歷，她希望香港有「持續性侵犯兒童」罪，不止將持續發生的性侵事件納入考量，也將加害者的言語及肢體暴力納為證據，全面呈現受害人遭遇，「性暴力一定是長期用很多語言、行為，長期鬧你打你，這是我體會得最深」。
另一性侵受害人：花半年事事記錄 細節難一一覆述
Bobo（化名）讀小學至中學期間持續遭親人性侵，中學時求助被其他親人阻止，最終未有報警。她一直受童年遭遇影響，情緒易波動、無動力生活，直至升讀大專獲轉介至風雨蘭，開始接受輔導、參與小組及活動，逐漸走出陰霾，到近年畢業投身社會，有能力獨立生活，決心報案，「希望盡力為自己做可以做的事」。
報案前，Bobo花近半年，將性侵事件逐一寫下，梳理時序，但她說遭遇的性侵持續時間長、次數頻密，雖能記起每次事件的年月日、時段、大致情况，卻難逐一覆述細節，例如加害人的動作、持續時間等，「不是不想記起，而是你的記憶本身沒辦法記得起」。
風雨蘭去年10月發布的半年刊引述澳洲研究指出，當受虐事件持續及重複發生，兒童的大腦會針對這類經驗的大約模式及不變特徵建立基模，不會記錄單獨事件的具體細節，令受害人難以喚起相關記憶。
Bobo補充，訂立「持續性侵犯兒童」罪可讓公眾從控罪明確知道加害者是持續性侵，而非單一事件，「我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
性侵受害人表白創傷 望鼓勵同路人：唔好驚，慢慢講，冇嘢係做唔到
阿 Mui（化名）自 13 歲起被後父性侵，長達七年、逾百次的持續性侵，在法庭上被概括為兩項非禮、兩項強姦以及一項向 16 歲以下兒童作猥褻行為的罪名。七人陪審團裁定後父一項強姦、兩項非禮等四罪成立，另一項強姦罪脫；Mui 覺得法庭反映不到事件全貌，「人們看新聞，只會覺得他在我小時候對我做了那幾件事，長大後就沒有。感覺就像，有好多說話未講曬、卡住了。」
警方落口供時，要求她具體說明是否有被插入、如何被性侵、被強姦的時間及地點，以及動作的細節。當警察追問她每一個地點、每一個時間、做什麼動作，她都忍不住哭、感覺很不舒服， 「事隔七年很難回想每一個日子......回想起就覺得好近，就好像要融入變成之前的自己，好像再回到那個時候、昨天才發生過的感覺。」
不過，並非所有細節、內容都會被收錄在口供，只有明顯犯法、與「性」有關的行為才會被納入供詞。當她反映拒絕被侵犯後，會遭遇打罵、惡劣對待，會被指與案件和「性」無關，不會作記錄，但她認為自己長期被語言、暴力針對亦是創傷，「性暴力這件事不是突然間偷襲」。
過百次的侵犯，控方最終以五宗「獨立」事件作檢控，涉及非禮、強姦等五項罪名。阿 Mui 說，自己長期遭受的侵犯根本不能被量化，而施暴者在性侵以外的語言和肢體暴力，也未能被控罪所反映。
在法庭上，她也頻頻被挑戰對於事件細節的記憶。司法程序斟酌於個別枝節，而不不是帶出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她長年累月承受的傷害，「上庭應該要針對整件事，而不是這樣被人......我講錯了一個日子或者一個數字，就被指是不誠實的人。」
她說無論是警察口供、抑或法庭判決，都未能讓家人了解事件全貌，直到裁決後，她仍然面對母親的質疑。她形容這一切是「二次創傷」，「為什麼會是這樣，我真的被人傷害了，但（上庭）對我來說，會變成一種壓力。」
性罪行改革｜受害人舉證難 團體倡訂持續性侵兒童罪、參考澳洲模式
Bobo (化名）是向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求助的個案。她由小學至中學，被親人侵犯長達 12 年，年幼時因害怕破壞家人關係而沒有公開事件，直至現時經濟獨立、獲專業人士轉介下，才有勇氣向風雨蘭求助。她憶述「最初只懂得害怕，一個人很麻木，因為每一天，其實都只會發生同樣的事。你要想的是，怎樣去避開那個人，怎樣在這個家找一個安全的地方。」
Bobo 認為持續被性侵的人士要舉證很困難，因受害⼈報案後，法律制度只能在重複多次的性侵事件中，抽取幾次獨⽴事件進行檢控。她以自己的個案為例，說警方只抽取了四個時間點作記錄，包括第一次、最後一次、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所有經歷裡最不同的一次，而在作證過程中，她要鉅細靡遺地指出發生的年、月、日、地點以至動作。
Bobo 認為受害人面對長期且頻密的性侵犯，侵犯的行為在記憶中可能大同小異，受害者卻要梳理思緒，整理記憶錄口供，更要列舉每次被侵犯時的「獨特性」。她形容，當回想起童年時期的創傷，記憶都是不完整，就好像日常生活上很多細節，「都好難去想清楚，身體不容許想起每一件事」、「亦不想再記起」。